应当承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学界极为熟悉，以至于到了后来，一些学者认为无话可说。我们的项目批下来后，与一位老先生谈及，他就直言，这个问题过去说得太多，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们能理解这代人的经历，他们过去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论及这个话题，但在当时除了重复流行话语，好像没有自己的话要说；不仅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因为坚持己见，落得身陷囹圄的下场，背负了不该承受的历史重负，像胡风等人。因此，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将深埋心中的不满一起泼向了这个话题，在反思文学工具论时中止了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讨论，使得这个命题变得好像既无学术价值，也无人道价值。一九九五年，当曾永成获得相关研究项目时，就遭遇学界的冷淡。相反，文学的审美特性说构成了文论界的主流话语，我们对于一九八○年代文论的记忆，就留在了这种印象上。 我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否认进行文学审美特性研究的必要性与合规律性。虽然未必能够清楚明白地宣称文学拥有什么固定的本质，但从古到今，从西到中，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总有它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独特性存在着，否则，文学就等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了。在人类的整体生活之中存在文学这个门类，就表明文学是以不同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的形式在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如果文学连自身的特性都不存在了，这个门类的合法性与可能性也就丧失了。但我们同样认为，承认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不代表着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不会出现在真空中，它总是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思想潮流、情感类型相关联而存在着呈现着。 就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与经验看，恰恰正是文学与政治联姻创造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鲁迅、郭沫若、巴金、曹禺可以说正是政治影响的时代之子，就是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人也无法与政治切割，他们与政治或远或近的关联性，促使他们形成了独特的创作内涵与风格。如果剔除政治的因素，文学作品将失去宝贵的时代经验与人生内涵。有学者认为，近百年的中国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我们不认同。其实，任何时代都可以是文学的，文学不是那般的娇嫩，只任蹂躏，也可如疾风劲草，奋起抗争。近百年的中国，也许正是文学发展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处于中西政治对抗、文化交流与古今文明形态转换中，使得近百年的中国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时期，一方面是凄凉的、阴柔的、内敛的、个人化的、情感的，另一方面是悲壮的、激烈的、外向的、集体化的、理智的；一方面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压力，陷于崩溃解体中，另一方面却又在集聚力量，处于新生中；一方面在抛弃着种种不适应的人，另一方面又在创造着它所需要的时代之子；一方面旧的文化正在消逝，另一方面新的文化又在滋生，而且在消逝与滋生间夹杂着纠缠，令人难以清理。这个时代是政治的时代、革命的时代与变动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文学的时代、审美的时代、想象与热情的时代。所以，近百年的中国不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而是一个政治兼而文学的世纪。在国难当头之际，响起的是革命的号角，同时响起的也有文学的竖笛。倒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文论界频频惊呼“文学死亡了”，这才是近百年来的中国所没有的文学之危局，而此时不是政治却是经济成为文学的克星。推论起来，这告诉人们，不是一切政治都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而是恶的政治对于文学的压迫才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不是一切经济活动都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而是膨胀了的经济力量对于文学的压迫才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与其笼统地说近百年不是一个文学的世纪，不如深入地研究近百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厘清发展脉络，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应对策略，才能走出政治压迫文学的阴影，建立文学与政治的良性关联，既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有利于健康文学的发展。这，才是我们应对近百年文学与政治相纠缠的正确态度。 有鉴于此，我们想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勾勒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史。谁都知道，在百年来的文坛学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可谓大事，且是头等大事。大到革命家即是文学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瞿秋白、毛泽东；文学家即是革命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周扬等。革命就像文学，文学就像革命。发表出来的革命言论是文学性的，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是革命性的。但又充满了论争，主张文学是政治者有之，主张文学非政治者有之。近百年来的文学与政治关系正式讨论，大体起于清末民初，缘于这次社会转型，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寻找新的政治出路与文化出路，从而伴生了他们关于民族国家想象与文学想象对位的思考、设计与实践。在观察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围绕文学的政治化、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经过了八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百年开端，梁启超的文学政治化、王国维的文学去政治化、鲁迅的兼而有之的复杂纠结，构成了最初的政治化抑或去政治化的理论图景，他们在共有启蒙话题的情况下，呈现了不同的发展路向，预示日后的论争将主要围绕文学是否应当具有政治功用及如何实施这种政治功用而展开。第二阶段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六的左翼十年，革命文学从酝酿、发展到成型，伴随着革命文学是否成立的论争，以革命文学所倡导的文学政治化的全面奋进而结束，但也留下了质疑者对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深入思考，为文学与政治进行审美性的关联提供了某些方式。第三阶段是一九三五至一九四八的延安时期，毛泽东《讲话》的诞生预示了文学政治化的全面确立与固化，文学去政治化的观点丧失话语能力与合法性，《讲话》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文学政治学的第一个正式文本，统制文论与推动文学三十年。第四阶段是一九五○年代的新中国初期十年，年青的国家急需创造属于自己的政治、文化与文学形态，文学的政治化进入了国家生产时期，一种自上而下的、能够全面操控的文学局面得以形成，文学成为国家革命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形态与国家形态高度统一。这难免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过度利用文学，从而挤压了文学自身发展的空间。第五阶段是一九六○年代初期的调整时期，随着经济的调整，政治、文化、文学的调整也相继展开，重提文学规律问题，文学的弱政治化得以形成，直指思想的改革开放。第六阶段是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八的新时期，邓小平明确中止文学的从属论，文学的审美规律获得重视并进入全面的理论探索时期，文学去政治化的观念得以流行与推进。但出现了较多争议，这一方面为文学独立论提供了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关系提供了契机，即如何在新的理论坐标中重新阐释文学与政治关系而非回避或抹杀这个关系。第七阶段是一九九○年代的文化转型时期，受西方文化研究政治化路径与方法的影响，也源自文论界反思“纯文学”等观念，再受到文学回避现实政治的软骨症的刺激，基于知识分子的关怀意识，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成为理论的新动向，文学的再政治化被提出，其中运用了新的政治观与新的文学观。第八阶段是二○○○年后的新世纪初，文学再政治化继续拓展与深化，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中介研究显示了理论上的进展，从而揭示了文学与政治相关联的更多层面，一种旨在探索如何创构文学政治学的理论意图形成并付诸实践，既保持文学的独特性，又承认文学与政治具有深度的、宽广的、内在的关联，成为基本理论路线与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