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中，一个不容忌讳的事实是，大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共产主义信仰之间的关系很少关注和探究，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理论界似乎早已淡忘了所谓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或者碍于学理不得不提一提，但终究作为一个难题而绕开；或者口头上提倡，但行动上背离；或者表面上信仰，但内心早已怀疑，等等一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不如意状况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信仰危机将导致人的伦理道德修养中灵魂的分裂，故此，本文力图从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的角度而做出相应的探究。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的困境实状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是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想和灵魂。因而，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是关于社会历史变革的学说，在部分上是有关文学理论的学说，所以凭此种逻辑判断，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共产主义信仰之间有着本然融合的关系，即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规定，而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共产主义理想的艺术理论阐释，但文艺理论界似乎都不愿意探究这个关系，这可以归结为第一种困境：即现实与理想相脱离。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所诉诸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时，却未能像预言中的那样承担起历史的使命。”[1]252进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马尔库塞等苦苦寻找的新的历史主体——20世纪60年代的造反学生，在经历了一场造反运动后，“纷纷放弃了造反的立场，重新在这个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从中产阶级不驯服的子弟转变为中产阶级。”[1]258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出于马克思的所料，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的极端政治运动，如前苏联的斯大林集权主义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20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由此，共产主义理想受到了质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也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这表现为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科学性的质疑，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功用性的解构，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实践性的抵制等，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回避这些现实，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叛。 第二种困境是理性与情感相对抗。诚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33就此而言，共产主义理想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统一的必然结果，是科学的人类未来预见，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信奉它。但一些青年人不相信它，甚至一些共产党员也暗中怀疑它，这些人的抗拒，并不是出于理性的无知，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而言，我们对他们的方式是不彻底的。“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9因而，我们要将那些抗拒者作为个体性和情感性的合理存在来对待，从其本身找出症结，应极力关注和研究这些抗拒者的情感变化。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作为诗人、剧作家和文论家，在他们的文学理论和评论中都充满了各种情感，包括对家人、朋友、政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也正如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的发展，指出人的本性论中还应该包含“情感、性格等心理”[4]因素。例如在涉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和教学时，如果脱离了马克思对工人赤贫的阶级同情这个基本前提，而去玄谈所谓文艺的“美的规律”，进而也不去批判现实中某些地方和某些人群中贫富差距的对立，在情感上不能引起人的共鸣或感动，纵使其理性知识的建构如何夯实牢固，都不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真正意义和彻底性，由此积累成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情感危机，以至在理性和情感的冲突上撕扯出灵魂的裂口。 第三种困境是知识与行动相背叛。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理论，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实践纲领。诚如马克思所言：“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3]55-57可见，实践具有检验真理和改变世界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住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之所在。事实上，“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但这不是把它当做本原或本体，不是企图在实践的基础上去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而是通过强调实践的核心作用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5]因而，实践之于人的作用，不仅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更是一个行动的问题。例如在探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在科学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后，应可以落实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上，即如“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3]243；“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3]288-294由此，我们可以联系和批判现实社会中的封建等级制度、特权思想和权力本位主义等私有制的变相余孽，呼唤一种批判行动的出现。然则，可悲的是，我们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没有行动的意向，没有批判现实的力量，甚至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而行动上的却是自私主义，表现为知识与行动的相背叛，这些正是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的又一困境实状。 二、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的困境对策 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的困境实状，我们不能不思考解决困境的对策。 首先，我们应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之间本然融合的关系，如前所述，这两者之间本是一种辩证统一和协调互助的关系，但由于现实性、功利性和人为性等多种复杂的原因，将两者的关系割裂和对立起来，此种恶劣的影响造成了人的灵魂分裂。就此种局面，我们不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而构成我们解困的策略。其一是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关注。在1845年的《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一文中，恩格斯称赞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的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尤其是他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2]592。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充分肯定，之后于1885年《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又指出文艺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6]，这可以说是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方法论。实质上，意识形态性永远是文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特性，它会以政治性、倾向性和阶级性等具体形式表现出来。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某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形态观念。”[7]在过去极左思想的年代，我们的文艺因为过于强调意识形态性而扼杀了艺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也曾因弱化和取缔意识形态性而导致艺术颓废，归结来看，前者扼杀了艺术的审美，后者扼杀了艺术的理想，而理想需要信仰的价值支持。简言之，伟大的艺术总是信仰的美丽演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