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的愿景和文学想象的未来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振武,张秀丽,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102

原文出处:
外国文学

内容提要:

随着生态批评不断否定和超越以往的批评模式和认知阈限,环境批评这一批评理念随之兴起,而且更加深入到文学想象的生态、文化和社会蕴涵等层面,并努力在理论与实践、地方意识的生态建构及环境正义等方面寻求突破,以期重新估价文学想象的生态、文化乃至社会价值。这既可以丰富文本内涵和批评范式,拓展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也有利于促进生态危机的消解与和谐生态的出现。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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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9)02-0102-06

      生态批评这种首次以探讨文学与环境关系为宗旨的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批评模式和认知上的诸多局限,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随之兴起的第二波生态批评,也就是著名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所说的环境批评①,则深入到探究文学想象(literary imagination)中引发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根源;它更加重视环境批评理论的系统化建构,强调行动主义(activism)精神以及与理论的对话,更加关注全球化语境下地方意识的生态建构,更加注重发掘环境文本的社会正义和功用价值。在这种全新的批评理念指导下,作为凝聚着人类重要文化意蕴、社会价值和生态思想的文学想象潜在地存在着改变环境价值、环境认知和环境意向的功用。它理应得到重视,其未来发展尤应观照从本土到全球的跨文化地方想象以及弱势群体和边缘种族的文学正义诉求。总之,生态危机日益严峻形势下的环境批评应努力扫除自身障碍,超越文本与现实距离,跨越地域和文化局限,穿越种族和性别界限,重新阐释和重新估价文学想象的生态、文化乃至社会价值。这既可以丰富文学文本的内涵和文学批评范式,拓展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还有利于促进生态危机的消解与和谐生态的出现。

      一

      随着世界范围内生态思潮的日趋高涨和环境危机的日益严峻,环境批评这个有着深远思想文化根基的新兴话语日益引起文学研究界的重视。美国著名生态文学作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生态批评先驱之一帕特里克·默菲(Patrick D.Murphy)、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和布依尔、英国“绿色研究”(Green Studies)奠基人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等,中国学者如鲁枢元、王诺、曾繁仁等,都从生态视角对文学进行解读和阐释,但这些批评在文学批评领域依然被边缘化,还“没有一整套为人们广泛了解的理论预设、基本原则和批评程序”。(Barry:248)生态批评者在早期多注重研究自然写作和自然诗歌,强烈反对现代文本性理论。然而随着生态批评的深入发展,这种过分反理论的倾向就难免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第二波生态批评的环境批评也就应运而生。当然,环境批评必须建构自足的系统化理论来消除众多非议与偏见,从而进入主流批评。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极具实践精神的运动,环境批评应致力于使其观念产生社会效果,使之变成政策与行动。

      环境危机并非只是一种威胁土地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危机,而是一种全面的文明世界的现象……。环境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重新与自然“接触”,而且要灌输人类存在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所栖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还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的印记。(韦清琦,2004:66)

      这是布依尔在接受访谈时的一段论述,就是说我们应将环境问题放到更广更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思考,通过对文化表现进行学术分析,来发掘有力表述环境意识的文学作品和样式。多数生态批评者在如何建构文本②与现实、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都将文本指向物理环境以及人类与这些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考虑文本的虚拟性、意识形态及其他社会历史因素的渗透。

      事实上,文本与特定现实和历史社会的文化、思想观念密不可分。单个文本从萌生到被广泛接受的过程都载入了环境无意识(environmental unconscious),这种环境无意识比政治无意识更深地体现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积极建构着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对同一自然物体,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会表露出不同的情感,而文学文本则记载了这些人类的思维活动。环境意识就隐含在这些文本之内,并指向超越文本的现实领域。比如树的意象,在华兹华斯的文学想象中就与梭罗的迥异,这是与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无意识、文化价值等息息相关的。因此挖掘文本世界的文化内涵,重新建构文本与文本外世界之间的联系,对于环境批评的发展意义重大。作为一种生态系统的文本本身也是一种离题的环境,它以特定的体裁和风格再现社会历史环境,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重新审视文学文本的文化内涵和环境意识,同时还要重视体现这种意识的承载体——文学样式,而不是忽略之。

      环境诗、环境戏剧和环境科幻小说就常被忽略,但这些文学文本却隐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环境意识。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安格斯·弗莱彻(Angus Fletcher)认为,诗不仅表明或暗示环境是其主题意义的一部分,而且将读者引入诗歌所营造的意境。此时读者并非简单认同文本世界,而是与环境融为一体,世界就此被诗人重新构建,米尔顿、但丁和惠特曼就是在诗歌中抒发热爱自然和构想美好世界的情怀。易卜生的剧作《人民公敌》被奉为生态戏剧的经典作品,而英国的卡里尔·邱吉尔(Caryl Churchill)、美国的罗伯特·希恩肯(Robert Schenkkan)等剧作家的作品也都体现了浓厚的生态思想。未来生态戏剧发展应将生态问题置于戏剧主题或情节的中心,赋予土地以声音或“性格”,探讨人与地方和文化与自然间的联系,在舞台布景和表演场地等方面努力构建人与地方的浑然一体,尝试克服自然纯粹作为舞台背景的缺憾,弥合舞台上自然与文化割裂的现象以及审视环境非正义问题等。与环境诗和环境戏剧一样,科幻小说也一直备受冷落,但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文体特有的人文关怀与生态理念的契合所产生的意义。此外,电影、电视等视觉艺术领域的绿色现象也值得关注,其蕴含的环境意识有待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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