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文学理论3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包含着文学观念上的创新和论争，而且始终包含着对此前各个发展时期包括新时期自身不同阶段的历史总结和反思，这种总结和反思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理论进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基于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在观念、方法和思维方式诸方面已经发生的新变化和取得的新成就，即有一些研究者发表了不少对此前发展阶段的总结和反思性文章，有的文章如《读书》杂志1985年2、3期上连载的《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还产生过较大影响，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概观性和专题性资料汇编和综述著作，如韦实编著的《新10年文艺理论讨论概观》、马玉田等主编的《十年文艺理论论争言论摘编》等。尽管这些早期的总结和反思大多还是偏于过程性描述的阶段性成果，但却为后来的研究做了资料上的准备和研究路径上的有益探索。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伴随着历史反思意识的高涨，学界又推出了许多回顾和总结新时期文学理论进程的论著。从内容角度上看，这些论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新时期文学理论总体演变的历史梳理和研究，如张婷婷和杜书瀛著的《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朱立元主编的《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概况的调查报告》、董学文等著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曾繁仁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等；一类是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中的某个局部领域或某个重要问题的梳理和研究，如对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等等的研究，还有对新时期文学本质论、文学反映论、文学审美论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发展和论争的研究。从文本载体上看，这些论著则主要分为四种情况：一是一些关于中国当代或整个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研究专著，在时间维度上包含了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这个时段，如杜书瀛和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等；二是如上所引诸位学者关于新时期文学理论总体发展的专著；三是对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局部性研究领域和个别性重要理论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四是散见于报章杂志上的大量研究论文。就研究队伍而言，上述学者之外，文学理论界的许多领军人物和重要骨干也都曾推出过这方面有影响的研究论著。此外，还有不少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专门以此作为研讨的主题，比如，单是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就分别与有关单位合作于2005年10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了“2005：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2007年6月在湖北武昌召开了“文学理论30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该学会1999年10月在安徽合肥召开的“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学术研讨会”和2009年7月在贵州贵阳召开的“新中国文论6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都包含对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研讨，2008年7月在西宁举办的“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改革与审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也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发展、变革与转型”作为大会研讨的分主题之一。此外，2008年6月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等单位也联合发起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新时期30年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反思”学术研讨会。如此之类的大小会议，细数起来还有许多，可见对于走过的历程需要加以总结和反思，不止是个别学者的关注之点，而是学界的普遍共识。 然而，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反思性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缺憾和问题，择其要者有四个方面值得检讨：一是许多总体性研究著作过于求全，流于现象形态的历史描述，没有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演进作为理论叙事的核心，从而不能将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最主要最精彩的部分凸现出来；二是许多研究者乐于谈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成就与贡献以及不同阶段的理论共识，相对则不太乐于甚至有意无意地忽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不足与问题以及不同阶段的理论纷争、观念分歧，从而不能彰显出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中精神趋向的复杂性和观念选择的多样性。三是不少研究对理论脉络的历史梳理与问题分析没有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因而显得科学性不够、理论说服力不强；四是不少研究缺乏前瞻意识，没有将学术史的总结、反思与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前景的思考统一起来，从而不能给后继者的理论研究和观念创新提供更为有利的思想借鉴。 如何克服新时期文学理论总结和反思中存在的上述不足，以使同类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是当下和今后的研究者需要认真加以对待和思考的问题。为了真实地凸显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真精神、真问题及真实进展和实际成就，同时也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更好地走向未来，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反思应该以其客观发展进程为事实依据，以问题意识作为回顾和反思的学术切入点，着重对新时期30年来基本文学观念的历史流变及其伴随着的学术纷争做出系统的梳理、科学的总结和较为深入的反思，从而既从总体上对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变迁趋向和大致脉络作出较为全面而又重点突出的梳理和把握，又在富有问题意识的境遇分析和学理追思中对新时期文学观念创新的历史成就给以科学的阐发和定位。同时，这种面向历史的梳理、总结和反思还应该着眼于未来，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或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设目标为学术创造的理想参照，从历史的梳理和总结中找出相关问题学术纷争的症结所在，分析推进理论进步和观念深化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探讨、设计以至达成理论发展的理想远景。 那么，为什么应该着重从基本文学观念的历史流变来总结和反思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呢？又为什么要把观念的演进与学术论争结合起来加以一体化的考察呢？这主要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从基本功能上讲主要承担两大任务，一是在理论与批评的自身演进中推动文学观念的创新与进步，二是在此基础上反馈与反作用于文学实践，推动文学实践的健康发展与繁荣，而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更为根本，后一个任务的实现有赖于前一个任务的实现。如果说文学家们主要是在形象世界的创造中表达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体验、感悟和认知，并从中寄托他们的审美理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其文学观念的话，那么文学理论与批评则要从形象世界中跳出来，从感性审美进入到理性思考的境界，在理性思辨中提炼和升华思想观念，在抽象的观念世界里逻辑地而非形象地表达他们对世界、人生和文学的见解与看法、论断与评判。由此，是否具有思想观念上的发展与创新，思想观念的丰富与贫乏等等，便成为衡量理论与批评水准与价值的首要标准。一个时期的理论与批评在现象形态上出了多少书，发表了多少论文，有多少人操持此业，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创新与丰饶，有时候表面上的热闹、繁盛掩盖着的也可能是思想观念的贫瘠、退化与虚弱。只有那些思想创新观念丰饶的时期，才算是理论与批评真正发展与繁荣的时代，也只有这种时代的理论与批评才真正具有生命力，既能有效地作用于具体的文学实践，又能在学术史上留下深厚的印记。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对于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应该首先着眼于基本文学观念的演进，抓住了基本观念，也就抓住了新时期文学的精华和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的主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