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1)06-0006-03 世纪之交，伴随着社会从一元走向多元的格局，当代文学史写作也从以往单调独尊的一元话语转向了多元共生的局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99年出版的由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文学评论》和刊物以大量的篇幅刊登了许多学者的研讨文章，遂使当代文学史写作在继80年代“重写文学史”之后又一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由此而引起的种种意见和争鸣，更进一步触发人们对文学史观念及文学研究方法的深层思考。 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一部“文本化的历史”，都是对以往历史的叙述与评论。即使文学史叙述的是同一个时期的文学形态和文学现象，文学史作者的言说方式也会不同，这种个体化的文学史正好体现了各自的思想理路和迥异的建构方式。以洪著文学史为例，在写作方法上，作者对50年的文学具体评述时，“着重点不是对这些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1](PV)。显然，他特别注重文学语境和文学形态的存在关系，他不是从现成的理念出发而是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分析当代文学的地位。“从一元到多元”这一文学发展线索的理出说明他更愿意复杂地描述当代文学的存在形态，在这种描述中又尽量找到一条内在的逻辑线索。比如以往不少当代文学史，一谈到“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都认为它中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完全是一种政治化的文学，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只是到80年代，文学才接续了五四的启蒙传统。而洪认为，上述两个时期的文学除主流之外还有非主流文学，除了政治对文学的规范，还有作者冲出规范的努力，而且这两个时期的文学不是偶然的，它与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80年代以后的文学都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在运用评价标准时，作者认为尽管“文学性”的含义难以确定，但是“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仍应首先考虑。然而，作者又不一贯坚持这种尺度，他说，某些“生成”于当代的重要的文学现象、艺术形态、理论模式，虽然在“审美”上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缺失，也仍然应该得到关注，比如“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 而陈思和在编写文学史时，则是站在90年代的高度，结合90年代的文化特征，“在充分吸取了各种价值（包括其自身的对立价值）之后，确立了多元互动的新价值立场”[2](P15)。他认为原来“20世纪文学”概念中用对立手法来揭示历史是不能真实反映历史的。所以，他要揭示的当代文学是在“表面的一元文化现象背后存在的多元精神的丰富性”[2](P16)。正基于此，他引进了“潜在写作”和“民间”（包括“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理想主义”）两个重要概念。“潜在写作”的引进基于新材料的发现，随着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寥亦武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等书的出版，引起了文学史家的注意。陈思和比较自觉地将“潜在写作”运用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他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从1949-1979年间许多作家“潜在写作”的情况。这一概念的引入，对当代文学史不是有局部意义，而是有整体意义，说明即使在主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时仍然有知识分子在艰难而执著地思考。它代表了时代真实的声音，打破了以往文学史一元的叙述视角。比如在《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一章《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中，介绍了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巴金的散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沈从文的手记《五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虽然这三位都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作家，但面临新时代的处境和心情是不一样的。胡风的满心希望与对新时代的歌唱、巴金的小心谨慎与对法西斯的控诉、沈从文的内心恐惧与神经质的“呓语狂言”，多层次地展示了时代与作家的复杂关系。“民间”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站在90年代的文化立场对以往的文学史现象进行新的阐释，二是以国家意志制约下的文学现象、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承传，以及民间话语对文学的渗透这三条叙述线索为主来解读经典文本，在它们既对立又相互联系中，求得对当代文学复杂形态的描述”[3]。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看到这两部当代文学史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在叙述对象和叙述方法上有了新的变化，而且在文学史写作观念这样的深层问题上有所探索和创新。两部书的作者都努力突破以往文学史所设置的种种障碍，超越那种以固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来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套路，在思维方式上力图超越一元主宰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在考察文学发展过程中有关启蒙与救亡、自由与禁忌、规范与突破、个人与民族国家、文学与政治、主流与支流、表层与深层、一元与多元等范畴时，既看到二者对立的一面，又看到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一面。作者都试图历史地理解历史，力图发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应该说这两种文学史写作的尝试都是富有成效的，基本上能够代表20世纪90年代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认识水平。 由于两位作者各自的秉性气质、学识修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差异，所表现的文学史的风貌也是不一样的。洪著相对客观、中立，不易看到作者的价值立场，它基本属于描述式的文学史；陈著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倾向性，作者凸现的是鲜明的人文立场，因而基本是一部阐释型的文学史。洪著态度谨慎、稳重含蓄、不事张扬、尽量抑制自己的情感；陈著立场鲜明、文字激昂、一览无余，时有激动人心的议论。洪著尽力将自己与研究对象拉开距离，做出超然的审视；陈著更多地投入研究对象，表达深刻的生命体验。洪著更多侧重于文学的历时态研究；陈著更多侧重于共时态研究。洪著更多地在一元规范下考察文学；陈著更多地在多元中揭示文学。洪著多在历史的语境中考察文学，他看重的是文学的历史价值；陈著多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文学，他看重的是文学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洪著更多体现了文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陈著则更体现了文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由于双方的侧重点不同，两部文学史又不可避免地有着各自的缺陷。洪著由于过分地强调客观中性的立场，使读者难于看出作者的价值判断，由于“描述”压倒“阐释”，使叙述的作家作品不自觉地局限于现象层面作为单纯的现象而展示。陈著因是一部以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因此，史的成分相对薄弱，读者对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文学思潮的演变的掌握相对困难。当然，以上的缺陷是难免的，我们不能轻率地在两部文学史之间，作非此即彼截然相反的肯定与否定。我们也不能要求两部文学史都面面俱到、完美无缺，事实上也做不到。 但是我们必须对两部文学史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所认识。这就是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政治价值与美学价值、主体性与客体性、历史性与当代性的扭结，这种扭结体现出来的复杂情境常常使历史的写作者感到困惑。洪子诚在给钱理群的信中说：“我感到矛盾与困惑的是，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括审美评价？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全部问题？在这条路上我们能走多远？”显然，这是对他在文学史中强调的不做价值判断的一种反思。他说“各种文学存在是一回事，而我们据以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果说，文学标准、审美标准是必要的话，那我们的标准又来自何方？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还原’等等便是一句空话。我们最终只能依据强烈的主观来做出我们的选择和判断”。[4]这样的反思也是对他在文学史中“语境化修辞”（笔者的概括）的一种自我质疑。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不断地质疑过去那种被神圣化的历史叙事时，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历史的本质”以及“历史的真实”还是否存在？“如果‘历史真实’、‘本质’是完全可疑的，‘意义’是虚构的，那么我们工作的内在动力何在？我们究竟还在追求什么”？[4]洪子诚的困惑也是每个书写历史者都要面对的难题。这个难题不仅来自对原有陈旧文学观念与方法的解构，而且来自对新的文学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建构。那么如何走出困惑和解决这一难题，它关涉到也意味着如何重建当代人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