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寓言论批评”

       文章编号：1003-2568(2017)04-0005-09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构建一种批评”，这个说法其实有点“说大话”：一种真正有价值和有效的批评方式，岂是十几篇文章和一个人读了几本书就能完成的?反映论批评历经千年风雨，作为一种批评方式至今不是仍在探索和发展吗?一个后学小子，就胆大妄为地提倡一种“批评方式”，当然是不自量力的。

       所以，我在这里讲“寓言论批评”，更多的是想探讨一种“设想”，通过总结自己批评写作和批评研究的思考，来总结一点点琐碎的经验，尝试可否用这点经验来反思中国文化和艺术批评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这个题目终究有点唬人的意思，因为我也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学习和思考的描述，来幻想着赋予“文化批评”新的、独立的品格。简单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艺批评经历了大致这样一个过程：社会学批评(也包括庸俗社会学批评)、主体论批评(或者叫经验论批评)和审美批评(也包括形式论批评)，今天，则应该是“文化批评”。

       这里包含了两个意思：(1)不同阶段的文艺学研究有不同的关注焦点，今天的焦点则是文化批评，或者说，文化批评也可以是文艺批评的一种“思潮”?(2)相对于此前的社会学批评、主体论批评、审美批评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和“文艺批评”，而“文化批评”则存在“替代”文艺批评的可能性。不妨说，作为文艺批评之具体方法的文化批评和作为一种批判范式的文化批评，在外延上有不同的规定：前者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批评方法，是借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进行文学艺术研究；后者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构想或说范式，则是与文化研究对等的概念。

       用一个图来表示：

      

       这就显示了我的两个观点：

       1.在文化领域，文学艺术批评正在借用文化研究的资源，走向一种文化批评，即使反对这一趋势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文学研究至少应该重视文化批评的方法。

       2.作为观察社会现实的知识范式，“文化批评”秉承批判理论的传统，与“文化研究”平起平坐，两者之间相互维系，也各自独立。

       按照这样的设想，“文化批评”致力于对社会与文化议题的研究，其主旨与文化研究是共同的：尝试对现代社会进行改造。这种改造的工程，所依据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也就是建构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推进社会合理和良性的发展。相对来说，文化研究更多地致力于社会文化的改造，包括工农教育、青年文化的再造和对遏制主义的文化对抗，等等；而文化批评则延续了对现代社会由主流文化控制的观念，致力于分析流行在大众中的各种错误观念的辨析、认知错觉的分解和话语伪装的揭示等。来自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和更多地秉承德国理论的文化批评，虽有异曲同工之妙，却又各行其道，套路各异。在中国，用审美拯救社会的思路一直延续。文学研究力求从社会学的单一政治批判范式中解脱，解放人的主体性，重建人的情感尊严和价值理想，这也是与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有着共同的追求的。也因此，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多元并置相互沟通，营造了当前中国学术政治的基本图谱。

       当然，这个设想其实是很理想主义的。因为在实际的状况里，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都各自具有不同的学术政治诉求。比如，文学研究的学者愿意更多地强调学术研究的文学价值，突出文学本身的意义，而不愿意把文学研究和社会分析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学院派的研究格局；文化研究的学者也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会强调自身的社会教育行动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学院教育的虚假和空疏，出现了人在学院心在乡间的局面；而文化批评的学者则总是过度夸大观念改造的意义，并且相信依存大众媒介的占领行动就可以改造大众，最终，大众的改造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当前文艺学(也许文化研究更多的是跨学科的)的三种形态，都呈现出一种“现实阐释的焦虑”。对于坚守利维斯主义的文学研究阵地的学者来说，悬置现实问题，甚至放弃学术和现实之关联的思考，或者一面埋头治学一面另起炉灶骂骂社会……这些都可以看作是面对现实问题的失语性焦虑的后遗症；而诸多文化研究的行动者，更愿意凸显“现实急迫性问题”的关注意义，齐泽克批评的那种“没有时间反思，我们必须马上行动”的境况，正是用急迫性的问题压抑现实阐释和反思的意义的行动；而文化批评所倡导的“文化”似乎仅限于构成现实符号事件的范围，爆炸性的新闻、热播的节目和正在流行的口头禅等，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总体性阐释的形而上学特性，构成其致命的缺陷。

       所以，我设想提出“寓言论批评”，一方面想要给文学的社会学批评提供一个新的思考途径，来解决审美批评或者说形式主义批评对现实的隔绝问题，另一方面，也想给文化批评一个新的意义，通过重构总体性，“恢复”文化批评的“批判”传统——尽管在西文中，“批评”与“批判”本来就是一个概念。

       那么，我所主张的这种批评是如何构建的呢?

       一、“黑格尔主义”与“多元主义”

       大约是2013年吧?在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主持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南京大学的胡大平教授听完我的主题发言后评价说，没想到周志强还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

       在经历了“后现代热”之反本质主义之后，评价我是黑格尔主义者，好朋友的话自然有善意嘲笑的意味，却也无形中说出了我现在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主张：文化批评不能仅仅是一时兴起的嬉笑怒骂，而应该建立在对于现代社会的总体性阐释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多元主义”已经成为目前人们认识社会、理解生活的基本共识。“现实”不过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理解方式“建构”起来的东西，不存在一种历史或者生活的“本真”状况。所以，“多元主义”通过鼓励理论的多生态发展，暗中把“历史真理”这个命题取消掉了。多元主义肯定有很多思想上的源流。在中国，市场逻辑成为第一生存逻辑的时候，“黑猫白猫”的知性分辨就失去了意义，而“逮着老鼠”的实用主义法则自然占据人们的头脑意识。于是，所谓“多元主义”，归根到底可以导源于“以效用取代认知”的市场逻辑——条条大路通罗马，万千河流能赚钱。所以，表面上肯定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价值，任何人的价值都不能用其他人的价值来压抑或者取代，但实际上，多元主义鼓励了这样的政治无意识：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珍视的，除了能带来好处的东西；任何能带来好处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