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1)04-0007-04 一 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与艺术现实相比，美学思潮、美学理论更多地表现了一种被动性。从最根本的发生学层面来看，艺术创作是一定时代与社会的理想和情感的折射，但理论并不一定总是跟在生活后面被动地反映生活，它也可以是积极的、生动的，否则，理论的创造性与价值又从何体现呢？诚如恩格斯所言，“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1](P485)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美学理论的发展很多时候走在了艺术的前面。 英国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曾经指出：“在当代有关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的争论中，‘文化’似乎是分析和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关键范畴。”[2]（导言P1）从文化的角度讲，艺术代表了文化的一种要求；包括美学在内的理论则代表了文化的另一种要求。虽然两者的表现形态和作用途径迥然不同，在现实中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一实一虚，但艺术与理论的本质都是一样，它们都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同受现实生活与经济基础的制约影响。因此，这两种要求是存在契合点和共同性的。从文化的角度和视野出发来审视艺术和包括美学在内的理论，可以让我们透过艺术与理论现象的表面，思考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 从文化的角度看，艺术与理论的契合点和共同性也就是人类全面交流的要求。这种交流凸现了人的社会性，也正是这种需要为个体的人联结为社会整体提供了最深刻直接的动因。交流的问题恐怕是20世纪艺术和美学共同面临的一个深刻难题，因为交流的前提是人们之间有相应的、较多的共同点，但我们所身处的却是一个对立日益深化的时代。从总体上把握，20世纪是“一个机械的世界，一个由工艺技术制造出来的物质的世界，一个用各种语言来加以传递并且也使所有事物都变了形的信息洪流中的世界，一个传统生活方式已无法维持下去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人必须努力去加以忍受，去扩大自己生活情感（Lebensgefühl）的基础”[3](P51)，而人们对这个新的世界的“忍受”，却滋生了忧郁、荒谬、无聊、孤独、焦虑、绝望的情绪和情感，这是一种过去的世纪不常有的生存体验。卡夫卡曾对这种孤独无聊的生存体验有过传神的描述：“我从清晨6点起一直学习到傍晚，我发觉，我的左手怜悯地握了一下右手”，“黄昏时分，由于无聊我先后三次走进洗澡间洗手”[4](P20)。处于这种心绪之中的人们，彼此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对立。在现代社会，一方面是物质的极大充裕与富足，另一方面则是精神的极度空虚与无助，这就是20世纪的世界，尤其是居于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的真实存在。用特里·伊格尔顿的概括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身体被从中间分裂开来，创伤性地分割为畜牲般的物质主义以及变幻莫测的理想主义，要么太缺乏理想，要么太异想天开，要么与骨骼分离，要么膨胀为堕落的情欲。”[2](P193)现代西方美学思潮、西方现代艺术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 西方现代艺术和现代美学可概括为浪漫主义文化时期的艺术和美学，并可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上升时期，或者说经典艺术时期。十六七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自然科学首先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羁绊与束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世纪对科学绝对没有兴趣，巴伯在他著名的《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中，还为读者开列了一个从公元9世纪到15世纪的科学发明的“值得注意的清单”[5](P55)，以表明在科学的进化中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断裂。但的确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产生与发展开始，科学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表现得越来越充分。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带来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初步繁荣。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美学和艺术的发展在欧洲进入了浪漫主义阶段。从16世纪至19世纪，文学艺术上，从拉伯雷到塞万提斯，从莎士比亚到巴尔扎克，从弥尔顿到歌德，从雨果到狄更斯，从托尔斯泰到高尔基，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都得到充分展现；美学上，则以英国经验美学和德国古典美学为代表。这是一个大家辈出、经典迭现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西方传统的文学创作和美学观念达于极致的辉煌时期。 这里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在人们审视西方艺术和美学时，通常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上升时期或者说经典艺术时期归于西方近代美学阶段的，对这一阶段的一般划分是从文艺启蒙直至德国古典理性美学的终结。从时间和特性上看，这样的划分是可以成立的。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产生与发展相伴随的，是包括艺术和美学在内的西方文化对现代性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解答。现代性是一个使用频繁、内涵丰富且又莫衷一是的问题。在人们眼中，现代性的产生与现代发达社会的形成是相伴而行的。只要提到现代性，人们总是将之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近现代科学的兴起以及工业革命的发生等公元1500年之后的社会现实与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联系起来。统而言之，现代性的集中体现是主体性的凸现和理性化的真正形成。主体性的凸现与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黑格尔以来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有关，而理性化的真正形成则与韦伯所强调的合理性有关。前者使得西方文化从神学的超验性、宗教的神秘性走向了世俗性和人自身，人成为了意义的惟一来源；而后者则直接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现代化，即人按照自身的理性来建造自己的世界，并建立社会的运行原则。与现代性问题紧密联系的审美现代性，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现象。从其在美学与艺术领域对人的本能与情感需求的强调来看，审美现代性是从感性生命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捍卫，它是作为现代性自身认同的力量；而从审美现代性以审美的原则来代替一切其他的精神与社会原则，以审美感性的原则来对抗理性化社会所带来的弊端这个意义上来看，它又是对现代科技文明与理性进步观念的怀疑与否定，是现代性的异己力量。在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康德、鲍姆嘉通、叔本华、尼采，还是弗洛伊德、柏格森、马尔库塞、阿多尔诺，都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感性的觉醒、对审美之维的力量进行了思考。如何面对现代发达社会中包括主体情感与欲求在内的各种社会现象，是西方现代美学家努力去回答的中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思考便构成了西方现代美学复杂多样的思想面貌和价值取向。因此，从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来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分期和思考，从学理上说是比单一的时间分期更为深层的一种理性的把握。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或者说经典艺术时期也划归为考察西方现代美学发展的研究视阈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