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04)06-0029-05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与世界的关系，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文学的面貌。在高科技语境下如何认识和把握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是人文学者不可回避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文学与科学视为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对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看得十分清楚，但对它们之间的整体共生和互相渗透却很少在意。本文将通过对文学与科技的关系作多方面的考察，说明两者之间有着诸多共通和互渗之处。研究这些共同属性和互渗关系，将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文学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一、文学与科技的共生性和互通性 在人类文明史上，文学与科技的关系像其他领域一样，经历了一个从共生到分离的发展过程，文学和科学的分野只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在古代，科学同哲学、文学、宗教等混杂在一起，没有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笼天地于神内，挫万物于笔端”，世界以整一的方式呈现。古希腊人关于宇宙本原、数学等知识大多包含在他们的哲学和历史著作中。中国的《易经》中也蕴涵了丰富的哲学、天文等知识，其“阴阳五行”学说已涉及到万物构成的问题。直到15世纪后期西方对自然的研究才有用实验来检验思辨的想法，伽利略首先把实验知识与数学结合起来，因而被看成是现代科学之父。[1](P9)18世纪以后、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日臻完善，西方逐步形成体系严密的各种专业领域。人文与科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分别在自己的天地里发展着它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牛顿的彩虹与诗人的彩虹分道扬镳。 现代学科知识分类的细密化、专业化在加深人们认识世界的某一方面的同时，也使人们失去了对世界的整体观照。马克斯·舍勒谈到：“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2]20世纪以来对综合性的追求使人们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分工提出质疑，学科的划分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也不会永远不变。20世纪后毕叶出现的大量学科交叉研究的现象证明，文学与科学并非水火不相容，它们共存于社会这个总体的相互联系之中。各个学科门类不是孤立的和割裂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也许正是在学科之间的交接处，人们可以找到研究的新入口。 文学与科学尽管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有很大差异，但作为同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在精神上有相通和相济之处。文学家和科学家都注意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文学创作初期，作家有一个对材料的收集和提炼的过程，而很多科学家的理论发现都与生活中的启示分不开。文学和科学两者都寓不开假设和想象，实验科学虽然强调实证，但提出问题是需要假设的，运用演绎方法产生的科学定律更是与假设分不开，有些理论甚至难以在实验室里求证。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受现代物理学的启发和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作为同是符号的科学与文学在认知方式和表述方式上也具有某些共同点。物理学家关于自然现象的所有理论、包括所描述的“定律”都是精神的产物，都具有符号性质而不是实体本身。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文学一样，也具有虚构性质。 文人兼具科学头脑的人在中外文化史上不乏其人。亚里±多德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德国大文豪歌德对植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曾写了《植物的蜕变》一书。法布尔的《昆虫记》则以其在文学和科学上的非凡成就受到举世推崇。我国诗人屈原在《天问》中曾对宇宙和自然发出了一连串的诘问，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探索精神。《徐霞客游记》既是一部游记文学作品，又对山川形胜、岩石地貌、水文矿产有翔实的记述，后人因此又称徐霞客为地理学家。不仅如此，一些经典作家曾自觉地学习和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如福楼拜就曾对医学、自然史、考古学等学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巴尔扎克对人相学有着深入研究。相比之下，我国当代的作家艺术家，对现代科学知识了解太少，有的甚至以形象思维为由对抗科学技术，这其实是一个误区。集科学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达·芬奇说，艺术借助科技的翅膀才能高飞。同样，科技也可以借助文学艺术的翅膀，从文学中获得滋养。爱因斯坦坦称，陀斯妥耶夫斯基给予他的东西比任何思想家都多。 二、科学技术对文学的冲击和渗透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文学艺术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结伴而行、相互促进的。在科技史上，不乏一些重大发现早在被科学家揭示出来之前在文学作品中就有描述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的想象力有时甚至可以成为启发和印证科学的先导。[1](P9)我国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晋人在桃花源中度过三个月后，因思念亲人从桃花源中循洞而出，返回故土后，却发现世上“换了人间”，村子里已没有与自己同辈的人。像这种“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的现象，在古今中外的许多神话和民间故事中均有反映，这种变形的时空观如今在现代物理学公式中获得精细的验证。往日文学率先大胆描述的那些奇妙的虚幻之物，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已成为现实。不仅如此，由文学艺术而诱发的启蒙也会为科技的发展开辟道路。欧洲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思想，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现代的实验科学打下基础。 文学艺术为科学技术提供了自由想象的空间，而科技的进步则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变革和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现代科学的惊人发现在改变世界面貌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其中包括文学观念的变革。从思想层面看，科学对客观世界的新发现不断更新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科学及其意识形态，包括对文学的渗透和影响。近代以来，国人感受最深的是达尔文进化论对我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学诞生的过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起初，进化论被用来肯定白话文学的必然发展。梁启超认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文字变为俗语文字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3]五四运动前夕，文学进化论成为向旧文学宣战的思想武器。胡适在发起文学改良时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接受了进化论中“渐变”的观点，主张文学改良循序渐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则把“进化”和“革命”连在一起使用，将革命看作实现进化的原因和动力：“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进化。”（《文学革命论》）鲁迅先生早期也是一个进化论的宣传者，他欢迎革命，相信将来胜于过去，青年胜于老年，抨击旧物，催促新生。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了进化论的局限而转变成一个阶级论者。简言之，达尔文的进化论曾成为五四时期一代文人学者的主导观念，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