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1)06-0003-04 文学阐释一直难以摆脱主观化与客观化、现实关怀与历史还原的悖论。西方存在表现说与再现说的对立，中国古有“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争执，今有李健吾的印象批评与茅盾的社会学批评的抵触。这个似乎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在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再一次浮现。 在文化学术环境宽松和多元化观念并存的背景下，现代文学研究中曾一度出现了极端主观化的倾向。或者通过给文学大师重排痤次的方式，对经典作家的地位提出质疑，甚至进行全盘否定和颠覆；或者理直气壮地宣布同新文学传统断裂；还有人横扫一切，给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写“悼词”。严格说来，这些带有商业炒作性质的言论甚至算不上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它是“为一鸣惊人而标新立异，为争取话语权利而不顾历史事实与文本实际”的情绪化行为。与此同时，极端客观化的研究时下也较为盛行。不少人主张现代文学研究应淡化甚至排除主体意识的介入，消解价值判断，对研究对象的是非高下不作评价，以“呈现实际所发生”的原生态文学历史为目标，放弃现实人文关怀，为研究而研究。这令人想起当年胡适之“踱进研究室”，扎进故纸堆，把发现一个字的古义的价值等同于发现一颗恒星的说法。这种极端客观的研究极力放逐情感，提倡科学主义的实证原则，标榜所谓的“纯学术化”，像在实验室里做解剖那样，对作家作品实施纯技术性操作和僵硬呆板的逻辑编排。其实，对文学中立、不含价值判断的描述是不可能的，纯客观化成了掩盖思想力贫弱的借口，使文学研究丧失了活力而停滞不前。任其发展下去，现代文学研究便会成为学术沙龙中的小摆设，在自我封闭中走入歧途。 上述两种研究之所以滑入了极端主观主义和极端客观主义的误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准确把握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和文学研究这一人文科学的特殊规律。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研究文学？怎样阐释现代文学才是合理有效的？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无法绕开的课题。 从现象学到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到托多洛夫的对话批评，这些理论都致力于超越传统认识论模型中主客体对立关系的探讨，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区分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线，维护了人文科学的独特性。具体到文学领域，则确立了文学文本的独立主体地位和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双主体性（主体间性）的新型关系，从而为人们研究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解释学认为，文学阐释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与对象的绝对吻合。相反，阐释是人的个体性活动，它充分体现出人的精神存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它在阐释者主观前见中去照亮作品文本，在对作品的体验感悟中揭示作品的意义。巴赫金引用德国学者的一番话说，“对精神现象需要的不是解释其因果，而是理解。当我作为一个语文学家试图理解作者灌注于文本中的涵义时，当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试图理解人类活动的目的时，我作为‘我’要同某个‘你’进入对话之中。物理学不知道与自己对象会有这样的交锋，因为它的对象不是作为主体出现在它面前的。”[1](P311)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相互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补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在传统文学理论的视野中，文学作品等同于一般物质客体，文学阅读被视为一个与物质客体的反映毫无区别的反映论过程，文学作品意义的解释则是埋藏在文本中的矿藏或“文物”，等待考古式挖掘。文学活动中新型的主体——主体之间平等对话和相互问答关系的建立，意味着把文本看做是有生命的、开放的意向性客体（或准主体），把文学阐释看做是阐释者与作者和文本之间的双向对话过程，即托多洛夫所倡导的“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相汇”。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主体性和读者的主体性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作者和文本的原初视野与读者的现今视野达到“视野融合”。 在我看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极端主观化和极端客观化的症结即在于未能形成研究者与文本之间的双向对话局面，或者不让文本说话，或者放弃了研究者的声音，使文学阐释成了文本或阐释者某一方的任意性独语。只有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引入、确立双主体间双向交流的对话机制，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充分尊重作者、文本和读者，才有可能使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正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刘纳的《嬗变》[2]和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以下简称“《症候式分析》”）[3]这两部论著格外看重。 《嬗变》、《症候式分析》可说是“十年磨一剑”的呕心沥血之作。这里不仅指写作时间长（均在10年以上）和下苦功夫，还含着笔者对两人的研究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这一特点的认同在内。刘纳、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共同特点就是注重体验和感受，即追求迦达默尔所说的“视野融合”，研究者和文本的双向对话与交流。这种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建立，使其文学阐释获得独创性和客观有效性的统一成为可能。 凭借自己敏锐的艺术感受和审美体验，刘纳在《嬗变》中阐发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她认为，五四新文学实绩贫瘠，当时大多数作家才情薄弱，缺少更多的文学修养。对鲁迅的评价也不是简单地重复旧说，人云亦云，她在肯定鲁迅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又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进一步论述道：“应当承认，鲁迅与鲁迅作品的公认价值，也借助几十年来评论者、研究者的努力。那么多人的奋力开掘与着意发挥扩大了鲁迅作品所可能涵有的意蕴。”这一结论令人信服。事实证明，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审美意蕴，虽根植于文本，但也是在每一次具体阐释中呈现的。因各种因素的影响，某些现代作家作品得到了比其他作家作品充分得多的阐释机会，其价值也就有了更多机会得到认可或增值，鲁迅及其作品就是这样。 《症候式分析》也是新见迭出，蓝棣之以人类某些共同的心理、情感和精神的体验和经验为基础，贴近文本和作家，常常能见出人之所未见，言及人之所不能言。一般认为，老舍的《骆驼祥子》暴露了旧社会黑暗腐烂的现实，但蓝棣之却发现了年轻的无产者祥子在虎妞的诱惑、缠绕下，终于被腐蚀而至于堕落的“潜文本”，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骆驼祥子》除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外，还是现代婚姻的启示录。在分析柔石的《二月》时，蓝棣之认定小说中的萧涧秋与陶岚、文嫂的三角爱情纠葛下面隐藏着一个无意识结构，萧并不爱文嫂，他真正爱的是采莲，因为采莲才去文嫂家，才同情和帮助文嫂。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一个27岁的男子竟爱上一个7岁的女孩，虽有些“异端”，却并非“邪说”而自有其道理在，它与《二月》的内在理路和人物性格是吻合的。采莲的天真纯洁带给萧涧秋精神的安慰和灵魂的净化，使他在无意识中冷淡排斥了成熟的陶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