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0)01-0046-13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0.01.004 特邀主持人：邢建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知识、知识生产的视角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状况，是近些年来文学理论反思研究当中的一股强劲的潮流。本专栏发表的4篇文章均是围绕文学理论知识状况而展开的反思研究，其中邢建昌的《从认识论到知识型——40年文学理论提问方式之转变》将40年文学理论提问方式概括为从认识论到知识型的转变。认识论当然是文学理论研究不能忽视的，但以认识论的一般逻辑求解文学问题有无法克服的知识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40年文学理论从认识论到知识型的转变，体现了文学理论以更加专业的方式进入文学研究的努力；李西建的《从多元构型到范式创造——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探索与创构》试图以后理论的方法论意识自觉进入文学理论的反思，提出了一种基于“人文—审美阐释”为核心的中国文学理论范式及话语形态建构的设想；肖明华的《回到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初衷——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再讨论》捕捉到了一个文学理论反思研究亟待关注的问题：反思不只是为了一种学术性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更在于一种教学型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立。为此他提出了通过反思通达文学理论讲述体系的知识更新：适度讨论文学理论基本问题，重点介绍“文学批评”的理论，落实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技能训练”；李琳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面向新媒介时代》认为，文学理论研究要面向新媒介时代的文化现实，也就是要有能力回答AI时代、互联网时代、微时代对人的自我意识的塑造，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去建构一种与时代特征相呼应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方式。这4篇文章既聚焦具体文学理论问题，又各有侧重，其中的观点对于推进文学理论的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40年文学理论”，实际只是一个相对的提法。它的涵义与“新时期以来40年文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40年文学理论”，或者“改革开放以来40年文学理论”等基本等同，其时间间距大体在1979-2019年40年间。当然，为了论述的集中或体现问题意识，这个40年还可以稍微弹性一些。它的上限可以延伸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最初几年，因为这几年围绕形象思维的讨论，直接通向了新时期文论的建构。形象思维的讨论很像新时期文论的一个序曲，一个前奏，一个破冰之旅。它深深楔入了新时期文论精神气质的深处却很少在之后的论争中被提及。① 如何描述“40年文学理论”，可谓见仁见智，笔者在这里拟引入一种知识学视角。知识学视角强调对知识的来源、如何的追问，也即是格外看重知识的生产性质：在何意义上和在何种语境下，一种文学的知识可以超越个人的意见而成为一种被确证的、用来提供解释的、可以名言的知识。②知识学模式下的文学理论反思，格外强调对于文学理论作为知识的言说可能性的思考。其主要理论资源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福柯的知识型，以及后现代语境下学科反思意识的理念和主张。③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尝试把40年文学理论提问方式概括为从认识论向知识型的转变。 认识论是探讨人的认识如何可能的学问。认识论属于反思的科学，是对于已有认识的特点、作用、机制和规律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文学艺术作为观念形态是人类独有的精神活动，被纳入到认识论的范畴来探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必须认识到，认识论处理的是一般认识论，而不是特殊认识论。认识论提供的是关于认识的一般性、普遍性原理，在“元理论”层面，这种原理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是，超出“元理论”这个层面，生硬将认识论一般性、普遍性原理纳入到文学的解释中，会导致对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削足适履。在用认识论一般原理解释文学“特殊认识论”问题的时候，需要处理一般原理和特殊问题的关系，努力做到既符合哲学认识论的一般原理，又与文学的实际相吻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文学理论几十年的摇摆与徘徊。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解释一直处在被动适应认识论一般原理的状态，而对文学作为精神生产的“特殊认识”活动认识不够。尽管在关注文学的面和使用的概念、术语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文学理论无论是在总体观念、基本框架，还是在微观问题、具体方法，抑或文学精神的张扬方面，都表现出一种碍于认识论牵扯的陈旧感和无力感。 新时期之初，文学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解释模式是政治功利论和认识论的。政治功利论强调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政治服务。从这种主张出发，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衍生出一系列高度刚性和意识形态化了的概念术语。政治功利论的文学理论是特定时代阶级政治或党派政治的产物，在新时期较容易通过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来纠正。所以，新时期之初围绕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尽管分歧很大，但很快以党中央的权威发布得到解决。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重申毛泽东“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P6)。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2]，即“二为”方针。从此“二为”方针替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与政治功利论文学理论比较，认识论的文学理论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却不大好清理。原因是哲学认识论不仅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有关，还与人们思想中的经验思维和直观意识有关，纠正这种观念需要通过建立专门的知识体系来完成，而较难通过一次或几次的学术论争来解决。果不其然，我们细读新时期那些名噪一时的文学理论文章，不难发现在这种理论言说里存在着的浓重的认识论或旧唯物论的倾向。新时期“新潮”文论所批判的，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最初的叙述圈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