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一个文学时期视为由某种关于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那么，有充分的理由把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这长达二十七年的文学过程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学时期标志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坐标系上。同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相比，这里辑录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字或许能更概括、更清晰地呈现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内在地遵循着的规范、标准和惯例。当然，要说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形成于朝夕之间且一成不变，这并不符合事实。从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把毛泽东文艺方向确立下来，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真理与谬误、兴盛与衰微交替演出着历史的活剧，此中的曲折波澜、矛盾冲突不是任何一部文学史著述所能道尽的。真正能够无言而本真地讲述历史的，就是当时遗留下来的诸多文字。本卷所能辑录的只是当时文学理论批评的极小部分，但也许仅从这一小部分文字中就可以看出，文学理论批评是怎样充当这个时期文学规范、标准和惯例的立法者和阐释者的。 一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历史的逻辑就体现在这一连续性之中。在我们把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作为一个较完整的文学时期来看待的时候，当然不应当把这个文学时期理解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平地而起、突兀而来的历史事件。就本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来说，无论是它的基本主题、理论构架，还是它的价值规范、运作方式，都同此前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总体面貌和发展水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瑶在论及四十年代的文学理论时曾说：“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及其历史局限，又直接连续并影响着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①a]进一步说，对四十年代，特别是对解放区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直接继承，是本时期文学理论的历史特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讲话》指导下的解放区文艺运动就是本时期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基本的生长点。 发表于一九四二年的《讲话》，既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作出的历史性总结，又是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指导性纲领。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当前文艺问题的中心“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对此，他明确回答：“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的文艺“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这些论述，从思想原则的高度，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同历史上其他阶级的文学运动清楚地区分了开来。《讲话》提出的思想原则率先以实践的、感性的方式在解放区文艺运动中得到了贯彻和体现。周扬在第一次文代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②a]本时期的文学理论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它一方面把毛泽东的《讲话》作为思想原则和指导方针予以发挥，一方面把解放区文艺作为新中国文学的雏形和楷模予以推广，由此形成它同解放区文艺和文学理论的直接继承关系。这一继承关系突出地表现在文艺同政治的关系、“普及第一”与文艺大众化、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等问题上。 在本时期，文艺同政治的关系一开始就被规定为“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中心的问题。文艺批评的展开与文艺理论的建设，主要依靠这一中心课题的正确解决。”[③a]所谓“正确解决”，包括了如何做到政治同艺术的统一、如何处理政治性同艺术性的关系、如何运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作为思想原则已经是本时期作家、批评家普遍持有的文学观念。因此本时期在文艺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虽然屡有争论，但并非否定“服务论”和“从属论”，区别多在于理解与解释的侧重点不同，目的仍在于使文艺更好地为政治服务。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文艺同政治紧密结合的特征的理论反映。正如丁玲所说：“三十年前的新文学——年青的时代是为政治服务得非常好的。那时好像就没有人怀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④a]确实，“文艺为政治服务”一方面反映了革命时代对文艺的要求，同时也是革命作家对自身的要求，因此它又是革命文学之所以“革命”的标志。在四十年代，为着适应革命战争和巩固、发展根据地的需要，“文艺为政治服务”进一步被解释为“文艺与政策相结合”，文艺要为当前的政策和政治任务服务。这一套理论和做法，作为革命文艺和解放区文艺的优秀传统带到了新中国文学中，经过文艺界的领导人和理论批评家的大量阐释，更加普泛地灌输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中间，成为本时期观察、思考、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学问题的一个理论基点，并且逐渐统辖起文学的本质论、功能论、创作论、价值论、批评论等各个理论环节，形成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政治倾向的系统的文学理论。 “文艺为政治服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局限和缺点如今已是不言自明的了，但是如果历史地看问题，就应当看到，这一口号和理论表达了文学对中国社会革命进程作出的积极回应。在以政治革命为社会生活中心的历史环境中，要求文艺同政治的紧密结合，也就是要求文艺介入社会生活的中心，发挥文艺的“战斗”功能。从“五四”到新中国，一大批充满革命精神和战斗气息的社会生活画卷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新文学中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主要也是在文艺同政治的紧密结合中获得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作为一种理论、一种观念之所以为许多文艺工作者所接受，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条件和文学实践。虽然教条主义及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又极端地强化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且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予以维系，但是追溯起来，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同政治的紧密结合无疑是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母腹中带来的“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