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依逻辑顺序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大问题分解为四个子问题：内涵的澄清——“话语与非话语——是‘重新建构’还是依旧搬来？”；运作思路——“返回自己的家园”；从事运作时应具的理智——“‘杂语共生’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运作时最需注意的关键——“重建的重要步骤——运用”。并分别对这四个子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探讨。 自从我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并就怎样重建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来[（1）]，引起了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和讨论，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并围绕着中国文论话语的“失语症”问题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这些意见对于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和当代文论的建设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同时在讨论中也显示出大家在一些基本观念上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着重要分歧。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必将有助于我们思考的深化。在此，我们愿意把我们有关的更进一步的想法提出来，以期再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话语与非话语——是“重新建构”还是“依旧搬来”？ 通过前一段的讨论，目前学术界至少在两个事实的认定上达成了共识。第一，中国当代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流派林立的世界文艺理论舞台上，完全没有我们自己的声音，这种局面与未来世界文化大交融、大对话的多元并存格局极不相称，与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史、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民族极不相称。第二，具有本土文化的深厚根基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文论传统难以融入现当代社会文化之中，未能成为现当代活的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学者对当今中国文论界作了如下描述： “冷静审视当今文论界，有三种力量交汇于同一期待中：一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个世纪以来，被置于饱受西学熏染的、操着现代汉语的我国学者的研究‘对象’的客体地位，它渴望着转客为主，进入当代现实；二是国人手中的西方‘新潮’文艺理论在经历十多年的速成学习后，中国学者特别是新一代学者，仍然感到它与本土文化根基、本土创作实践间的某种隔膜，它渴望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找到扎扎实实的生长点，三是半个世纪中发育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当它自身从带有庸俗教条影响的学理中挣脱出来后，渴望与当代中国社会一同获得健康良性的发展与更新。”[（2）] 这种学术背景使“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课题顺理成章地成了专家们关注的一个学术热点。 达成这样的共识，即意识到中国文学理论界处于传统中断、创造乏力的困难局面中，应该说是中国学术界认真地面对现实、在国际文化背景下清醒的反思自己的一个开始。但仅仅认识到传统中断、创造乏力这样的现象是不够的，因为这些都只是“标”而不是“本”，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借标而探本，找出造成这些现象的更根本的原因来。我们认为，中国文学理论之所以创造乏力，并不在于中国人不敢创造或不能创造，而正在于它中断了传统，被人从本土文化精神的土壤中连根拔起；而传统中断的内在学理原因，则在于传统的学术话语没有能够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得到创造性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失去了精神创生能力，活的话语蜕变为死的古董，传统精神的承传和创新也就失去了必要的手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今文论的严重“失语症”。现在，这种“失语症”已经达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于我们不仅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时髦理论面前，只能扮演学舌鸟的角色，而且在自己传统文论的研究方面也难以取得真正有效的进展。实际上，对传统文学理论进行整理研究和现代阐释的努力早已有之，“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呼声也决不始于今日。但是，至今人们仍然没有看到预期的重大突破。传统诗学研究在整体上仍然还没有摆脱把玩古董的局面，流连于换个说法之间，徘徊于寻章摘句之岸。其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失语症”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使用一套借自西方的话语来进行思维和学术研究，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内容”、“形式”，或者“结构”、“张力”等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而对这套话语的有效性范围缺乏认真的反思。当人们用这些外来的概念将诗经楚辞、李白杜甫切割完毕的时候，这些作品中的中国艺术精神也就丧失殆尽了。西方的文学理论概念产生于西方的民族精神和西方长期的文学艺术实践，中国的则产生于中国的民族精神和中国人长期的文学艺术实践，两种话语，两套概念，在根源上各有所本，在有效性上各有所限，在运作上也就各有其游刃有余和力所不及的地方。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过分看重了西方理论范畴的普适性，把某些西方文论概念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了，而对文化的差异和任何一种理论范畴都具有的先天局限性重视不够。于是人们习惯于把某些外来的理论范畴作为普适性的标准框架，用它们来规范和解释中国艺术和中国文论范畴，把这种操作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甚至当我们一些人在无法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概念时，仍然不去反思自己的操作本身的合理性，反而把这种困难作为中国文论概念“不科学”、“不适用”的例证。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们在强调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民族特色的时候，又对文学理论建设的当代性重视不够。还有些学者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古代文论在现当代的“非话语”状态，而提出了简单化的方法，主张依旧搬来即可。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话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存物，而是在言说中不断生成着的东西，并且只有在言说中，话语才成其为真正的话语。无限丰富的现实生活世界是任何话语赖以生成的土壤，离开了这土壤，离开了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的言说，离开了与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理论操作，话语就必然蜕变为非话语。中国传统的话语形式，经历了数千年的辉煌历程，在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已经逐渐脱离了人们的言说行为，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因而在清末民初以后，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其精神创生力逐渐丧失，现在已经不再具有其现实的言说功能，因而最终被取消了话语资格，基本上成了一种话语的历史标本。“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当然很好，只轻轻拈出“清新”、“俊逸”两个字，就能一语破的，揭示了不同诗人的美学风格。但是，面对着后现代时期无限复杂多变的生活世界，面对着高技术与低情感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以及与此相应的人的心灵的深刻而微妙的变化，我们仅仅重复着“清新”与“俊逸”这类中世纪的简单印象是远远不够的。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传统的话语体系与我们的生活脱节了，如果不经过必要的转换与调节，它就不足以担当言说我们丰富复杂的艺术人生体验的任务，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 艺术的创造和理论的建构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正如我们充满智慧的祖先不能代替我们现代人生活一样；任何伟大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也不能代替后人的理论建构，一劳永逸地完成创造工作。我们说中国当代文论患了“失语症”，但并不会因此而否认我们的古人曾经满怀珠玑，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个有着“江山代有才人出”的伟大文明古国，面对当今各种主义此起彼伏的世界文论，竟然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重建之路：返回自己的家园 当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的文论话语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重建”的抽象理论问题，而是“怎样重建”的迫切现实问题。所谓重建，就不是简单地回到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去，也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现有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而是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而自铸伟辞，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