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战

      “文化”(culture)这个字眼总显得既过于宽泛同时又过于狭窄，因而并不真的有用。它的美学含义包括斯特拉文斯基的著述，但没有必要包括科幻小说；它的人类学意义则宽至从发型和餐饮习惯直到排水管的制造。在其动荡不定的概念史上，文化始终充当了“文明”(civilization)的同义词和反义词，它始终在实在和理想的轴线之间摆动，同时也总是在描述和规范之间飘忽不定地徘徊。就其狭窄的意思而言，这个字眼意味着艺术和美好的生活：艺术含有使生活有价值之意，但艺术本身又是我们一生所企盼的东西。这个字眼颇有优越感地意味着，科学、哲学和经济学再也不可能被看作“具有创造性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究竟何在？），同时也带有警告意味地隐含着：文明的价值此时只能在幻想中见到。

      按照席勒或阿诺德的原意，文化是对宗派主义的一种矫正，它使人的头脑被单方面的介入而置于安详的清白状态，并且从我们恶劣的、经验的日常自我中抽出一种普遍的人性。然而，既然这种欢乐的古希腊精神面对的是具体的实际利益，那么它就只能以背叛自己为代价在行动中实现自己了。保卫自己的这种必要行动实际上削弱了自己那和谐的对称。但是你仍然能努力使文化的这一意思在一个三级过程中与其它东西相联系：作为审美的文化界定了一种生活质量（文化作为一种修养），在文化中从总体上实现这一目的就是政治的任务（文化作为生活的集体形式）。

      现代性的六个历史发展阶段将文化的概念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首先，文化在“文明”开始显得自相矛盾时一下子步入前台，正是在这一时刻一种辩证关系成为必然。在后启蒙时期的欧洲，一旦文明的概念成为一个单调乏味的实在术语而非一个不断上升的规范性术语，文化便开始将其当作乌托邦式的批判而反对它。其次，一旦人们认识到，没有激烈的社会变革（那个意义上的文化），艺术和美好的生活（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的未来就处于可怕的险境之中，这时文化的作用一下子就变得尤为突出了。为了使文化得以生存，你必须变革这种文化。第三，在荷尔德和德国唯心主义那里，文化在一种独特的传统的或许是种族的生活方式之意义上提供了一种攻击启蒙普世主义的便利方法。第四，一旦西方帝国主义面临异族生活形式的难题，文化便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那些形式必定是低劣的，但却显示出有着合乎情理的适当外形。总之，文化就像雷蒙德·威廉斯的大众一样，是另一些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并未将自己看作一种文化，因为这种行动的相对化和自我疏离效果弄不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幽灵，在这一时刻，它需要确定自己的精神特权。

      

      伊格尔顿教授2000年11月在开罗

      使得文化的概念突出的另两个原因在更大的程度上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工业：在那个历史时期，文化或象征性生产既然与伟大的现代性时代的另一些生产形式相脱离，那么它最终便与后者重新结合并成为总的商品生产的一部分。其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三种潮流主宰了全球政治事务：女权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种族性，文化体现在身份、价值、符号、语言、生活风尚、共同的历史以及归属或团结的宽泛意义上，这一事实就是人们可以用来表述自己政治需求的语言，而不是一种使人愉快的奖赏。身份政治也是如此，因为它不大可能是工业阶层的斗争或反饥荒的手段。

      因此，从文化的经典概念之角度来看，这便是一个戏剧性的并确实意义重大的发展。就其经典意义来说，文化的整体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在这之上的一个十分快乐的超越时刻，把我们所有关于宗教、性别、地位、职业、种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怪异表现手法统统悬置起来，然后回过头来在一个基本上属于人类的平台上相遇。如果一种较为狭窄的审美意义上的文化会产生出某种意义的话，那么也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以简便的形式把这些人类价值硬拉到我们周围来的方式，同时这种方式也使得感官的经验变得充实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内出现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概念会陷入突如其来的危机的主要原因——则是，它在本质上已经从解决问题之方法的一部分变成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文化再也不意味着共识的平台，倒成了斗争的竞技场。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决不意味着认同的超越，而意味着对同一的确认。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和危机就好像劳雷尔(Laurel)和哈代(Hardy)一样并行不悖。文化和危机是突然出现的。文化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对历史危机的战略性反应。但是对我们来说，此时此刻，危机已经假想出一种独特的形式，人们也许可以将这一形式总结为（总体）文化(Culture)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culture)的对立。（普世文明意义上的）文化本身是无文化，因而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低层次文化的敌人。它标示的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那些应该带给人们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或干脆说，总体文化曾经是走向一般文化（大致说来，就是西方现代性的一部分）的，也就是那种不言而喻的标准，而具体的各种文化(cultures)则可据此首先得到认同和估价。因此，在精确的哲学意义上说，它又是超越的，它是使一种文化本身得以存在的条件，同时又带有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鲜活成分，就好像上帝不得不在某个地方使自己具体化，并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而选择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作为这种行为的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