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格尔研究中，人们通常把其艺术之思视作美学。但美学作为行至真理半途而无“命运”发问的理论思路，在其存在之思中是没有地位的，特别是注重体验的现代美学及其艺术在他看来更是无根之说。用美学去阐释他的艺术之思是隔靴搔痒，尤其对《艺术作品的本源》这样貌似美学的论著说来更是如此。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海德格尔认为艺术进入美学视野并成为体验的激发器，乃是现代的第三个根本现象。对他的这一断语，我们只有在其“返回”源头又带向前的林中路上筹划的存在之思的境域中，才能洞悉其意蕴——这意蕴关联着处于技术时代的他对技术“座架”的克服。在他看来，只有回到真理意义上的艺术才能成为救度现代技术僭越“存在之道作”的一个维度；惟有在“究元”的意义上，才能领悟此维度何以关联古希腊未可宰制的“天命”的力量：正是诉诸这种力量，使他属意“早先的”伟大艺术，把艺术作品的本源追溯到古希腊的“知”，提出对艺术的世界与大地相互争执的真理形态的理解，并从无蔽真理方面来思考艺术的本质。只有从此境域出发，结合思之转向，才能抉发出遮蔽在艺术之思中的底蕴，才能对他艺术之思的形上祈向及其时代忧患意识作出中肯评判，进而对其艺术之思因整个存在之思“境界”的缺失而丧失本有的人文关怀，并小觑人的心灵对“至善”价值的祈向，作出较为公允的裁断。 正是基于这一学理背景，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在“命运”与“境界”错落处领悟海德格尔艺术之思“究元”的意味。 一、行走在“命运”与“境界”“之间”的思考 海氏以此－在激情对存在及真理的追问，为价值平面化的技术时代重新提示一种神圣性，使生活在“洞穴”中的现代人获得“存在”之光的照耀。为此，他把哲学重新植根于存在经验的生成中，并把存在的力量与古希腊悲剧时代人们敏悟到的某种“命运”关联起来，使存在力量显现为“存在之天命”的君临。在他看来“存在”被遗忘且被抽象僵化为名词的时代，人类精神已经萎缩，整个文明已经退堕；他向源头的“回返”就是要为沉沦的时代注入力量，只是这力量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命运”感关联着。因对某种与命运相关的存在之力的倾心，海德格尔就未能切近地诉诸对“至善”价值祈向的无待“境界”的开启。（注：“命运”与“境界”是人生躬身践履诉诸的两个不同的价值向度，具体内涵请参阅黄克剑先生《心蕴》等著述。） 无家可归是他对时代的命名，也是他对存在史的思。 直面现代文明的沦落，他试图以其思向人们喻说存在本有的那种赋有力感的动势，为新时代的开启做准备。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命运”笼罩下的强力（但不是尼采存在者意义上的强力意志），人以此为“存在之天命”所垂青而重获“命运”感，从而“天、地、神、人”共舞，使物成为物，使世界成为世界，人得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种对“命运”的祈向在他巡游古希腊时感受尤为强烈。海氏对古希腊以来延续的一种精神运动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这种理解在他一生中并无多大变化，其哲学史构图所确立的信念直到晚年都无本质性修正，那就是“伟大源头处的伟大”。来到他魂牵梦绕的精神故土，面对众神遁去的古希腊废墟，“源头”处的海氏感受着古希腊的命运，愈发坚定了他要以此来批判对抗沉沦世界的信念。“早先的”艺术成为他心目中开启未来的力量。这一信念深深蕴涵在他的艺术之思中。正是在对“存在之天命”的企盼中，艺术之思成为他筹划存在之思的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因其存在之思而染有了“命运”的色彩。 意义是科学无能为力而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或此或彼的视角的切入中提示着终极性的人文关切。“历来的‘形而上学’对诸如‘始基’、‘实体’、 ‘本体’等范畴以认知方式的悬设都是带着价值祈向的；悬设或不免出于错觉，但涵贯在这错觉中的却是真切得多的对人文运会或人生意义的究底性寻问。从认知处看，传统形而上学留给人类的业绩似乎只是‘错觉’的相续；倘从价值维度上去领略，却体会得出这‘错觉’中所涵纳的一定时代和民族对‘命运’的判别或‘境界’的趣求的消息。”（黄克剑，第135页）海氏与之亲近的无疑是“命运”的话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对外向度存在力量运作的企望。这使他把矛头指向古希腊的思之源头——原初存在经验的鲜活在场，希望借助存在的力量把沉沦于世的人们拯救出来。正是在人文价值衰微之际，海德格尔以自己对真理形而上的守护来拒斥科学技术的僭越。但就其别有异彩的形而上学而言，他属意的不是对“至善”内向度价值的祈向，而是对外在力量——外向度“权力”的渴望（否则他就不会行走在通向叙拉古的路上了）。海德格尔“回返”始源存在经验，在“存在之道作”中有着契合“存在之天命”出场的时机的隐衷，更有对笼罩在早期希腊思想家头上“命运”的应合。就其思路而言，他不仅让早期思想家的思复生，更试图与这些思想家对话，让那些仍未表达出来、还未到来的东西得以涌现。他在倾听时，力求在“命运”突然到来中使西方思想开端处被遮蔽的东西显现。 诚然，“命运”的价值指向的是人文思考的有待的外向度，对“命运”的探问注定不可能有一最终确定的具体所指，但却可开出一片属于自己哲思的天空。海氏向古希腊源头处存在经验的“回返”就有着对古希腊“命运”的属意，他所钟情的赫拉克利特曾谓“一切都遵照命运而来，命运就是必然性”，“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这些说法充满了强烈的命运感。当了无生机的大地处于“之间”而突发出事件时，大地已是涌现的世界化的大地，即涌现入世界的敞开中。这表现为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于此争执的“之间”就产生着裂隙，而艺术就成全了作为争执的裂隙，艺术就是“大地之歌”。这“歌声”是一种本真的命运性的“痛苦”，这本真的“痛苦”又是一种真正的快乐。里尔克等贫困时代的诗人就曾道说过这种快乐，由此快乐就生成了诗人的本质。诗人因此“痛苦”而感受到深刻的愉悦，进而歌唱这种愉悦，这就是艺术何以可能的内核和根基。但此内涵是现代艺术无法涵盖的，更与现代艺术激发的感官快感无涉。它存在于始源的或“伟大的”艺术中。如显现了这种英雄主义“痛苦”的古希腊雕塑就为他所钟情，并被他称作“伟大的”艺术。他认为本真的诗既非柏拉图所说对“理念”的模仿和神灵附体，也非文艺学所说的“表现”或“象征”。它是一种命名或奠基——真理的创建，在命名中使其以真理形态显现出来。但诗人对神圣的命名同现代技术“座架”的肆虐妄为判然有别；它呼唤神圣，并不施以任何强制或压迫。只是，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对艺术本性的道说关联着“存在之天命”，这在内在性上吻合于他的存在之思，因此，他的艺术之思同样是行走在“命运”与“境界”“之间”，此“之间”作为一种裂隙，乃是居有“命运”，和“境界”的同一而凸显差异。只是作为一种价值祈向，它诉求的重心落在了外向度的“天命”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