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3-0136-07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对俄国形式主义、阿尔都塞学派(The Althusserian School)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的重要代表。在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判思考中，本尼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继承包括形式主义文论在内的资产阶级美学的理论遗产，超越形式主义文论“文本形而上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新的理论空间。本尼特重视前苏联巴赫金(M.M.Bakhtin)对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的拓展性思考，在重新考察形式主义理论遗产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断裂问题。 一、文本的形而上：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文论批判的理论与方法 在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乃至整个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视野中，托尼·本尼特的文学与文化理论思想内容丰富广泛而复杂。20世纪70年代，他曾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一度和伯明翰学派关系密切。90年代以来，由于英国文化研究及其伯明翰学派的特殊际遇，本尼特转向了文化政策、文化治理、博物馆与政治等综合文化研究，但他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念，特别是在文化研究中出色地坚持了批判性反思的实践立场，从而使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出明显的文化经验性特征。本尼特在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著作《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既是他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较为集中的部分，也是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理论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托尼·本尼特曾不止一次提到这部著作，并自述该著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内来写的”。[1]本尼特虽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但他的很多研究并没有完全沿着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理论“顺着说”，提出了许多批判性反思的意见，甚至他对自己早年进行的卢卡奇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也提出了自我反思的批评，[2]这使他的批评理论呈现出鲜明的思想锋芒，他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他非常珍惜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学术缘分，但也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关系做出了回溯性反思，从而体现了他在转向文化治理性研究之前对形式主义文论最系统的理论把握。本尼特对形式主义文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他较为平实地坚持了一种从语言、意识形态与文本的互文关系来阐释形式主义的文本学研究路径，将形式主义文本看做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富有变化的文本存在来研究，充分观察文本受到不同时代的批评定位的影响，包括文本占有社会历史的方式和在不同历史时期被接受的互文关系，从而“拉近和形式主义的距离，建立起理论上、哲学上和方法论上的基础”。[3]其次，本尼特不但直接介入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基础、理论逻辑、美学资源及其在理论形式方面的复杂的学理联系，进而又把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引向文本之外，体现出了一种有整体性、有知识学观察距离的阐释方式。最后，相比以往的批评，本尼特没有对形式主义文论进行直接的批判，而是充分重视形式主义文论的思想资源和美学遗产，在对索绪尔的语言学观念和康德美学以来的现代审美形式研究传统进行全面的理论清理的过程中，系统挖掘形式主义的理论启发，充分体现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界统摄和观照形式主义文论的发展眼光。在一次访谈中，本尼特曾说，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我用了一个我称为‘文本的形而上’的术语，表示一种将文本自身视为单一、独一无二、没有变化的意义来源的观点，与此相对，我论述了我们应当关注社会文本，即，使文本作为多种不同意义的来源的历史地变化着的文本有机结构方式。”[4]所谓“文本的形而上”指的是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为代表，同时内在地包含结构主义、阿尔都塞学派等现代西方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文本观念。这种文本观念将文学视为一种语言认知形式，将社会历史背后的各种形式观念看做一种现实性的存在，在文学性的立场上维护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从而切断了文学文本与社会文化进程的联系，使文学文本成了抽象的形而上的存在。“文本形而上”不但指出了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弊端，本尼特更找到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话的理论语境，因此，超越“文本形而上学”构成了本尼特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理论原则与方法。 形式主义文论自诞生以来，从托洛茨基(Trotsky)到巴赫金(M.M.Bakhtin)，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杰姆逊(Fredric R.Jameson)、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他们都从不同层面上吸收形式主义有益的理论元素，并作为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的思想资源，所以，美国当代批评家魏伯·司各特曾称形式主义为“当代最有影响的批评模式”。[5]在一般的观念中，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视为一种对立的观念，形式主义坚持文学的自主性，马克思主义批评则持社会学或政治批评的立场，对这两种理论观念如果采取一种区别分析的立场，很容易得出势不两立的结论，更无法透析二者间的学理联系。但如果深入到它们各自的学理关系内部，特别是从它们的哲学基础和理论逻辑来把握它们各自的学理基础和语言认知方法，不但可以看出其中的理论差异，更能够有效地融通二者的学理关系，从而受到理论对话上的启发。这也正是本尼特提出的超越形式主义文本形而上学的理论观念的核心。形式主义理论化地将文本之间的变化关系抽象为一套固定不变的法则，削弱了本应成为许多传统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共同基础的美学原则，但在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形式主义已经自动褪去了美学色彩。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从中获得有益的对话资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思考的地方。在本尼特看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从资产阶级的美学关注中抽身而出之后，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追问：“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需要一个‘文学’概念？它是否需要审美？能否有此无彼？”[6]以这种思考方法，本尼特在深入批判了形式主义的文本形而上学观念的同时，提出了复活文本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形式的理论观念，并对后阿尔都塞学派的文学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 二、后阿尔都塞及其理论反思：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批评 从形式主义文论发展历程来看，尽管形式主义文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直到60年代阿尔都塞学派文学批评崛起之后，形式主义文论才真正吸引人们的注意。在这个过程中，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家，包括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马舍雷(Pierre Macherey)以及早期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们的理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思想曾经在欧洲文学理论界有显著影响。他强调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以及内在的结构性特征，他提出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多元决定思想”、“艺术、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三元关系”理论，不但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而且在学理层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以列宁和托洛茨基而闻名的布尔什维克一代发现了意识形态介入文学生活的机会，但是几乎没有写下可以适应更普遍的论题的文字”的历史时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最有雄心的理论探险”。[7]阿尔都塞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理论对话起也到了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的重要的理论形式，特别是阿尔都塞学派理论家、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早期著作《批评与意识形态》更被看作是“英语文学研究界在阿尔都塞理论支持下取得的第一个创造性成果”。[8]本尼特充分重视阿尔都塞自60年代以来对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调整。在他看来，阿尔都塞的理论在使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摆脱资产阶级的美学关注方面功不可没，但他也认为，阿尔都塞学派的文学批评过多强调了文学批评的文本性特征，在资产阶级美学的理论遗产上试图寻找科学、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并在这个差别中强化一种结构意识，从而区分文学批评在“认识效应”、“美学效应”与“意识形态效应”上的不同表现，但阿尔都塞努力突出的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效应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是站不住脚的。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看做一种实践，看做一种实在性、物质性生产过程的产物，但又强调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已经存在那儿了的”稳定结构，“来自实践性的生产特征”与“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使阿尔都塞的立场不能区别于形式主义。在阿尔都塞学派那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仍然被归结为产生某种美学效应的生产过程，这正是资产阶级美学遗产影响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