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综述 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史研究，正像整个当代学术的发展一样，进入了转型时期，其在学术观念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即为由逻辑或形而上学向文学的历史本体的回归。这一转变意味着如下一个事实：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由点——著名作家、经典作品，转向面——思潮、流派、群体，有意识地对文学史的线索重新进行清理。这种工作基于不同于往昔的理念，即视事实认识的重要性高于价值判断，学者不再专注于作家的取舍（精华、糟粕之分）、等级、品第高下，而是首先着力于清理事实；不是醉心于给作家贴标签，打分数，论成就得失，而是关注文学史现象，努力发掘历史的遗迹，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而港台地区的文学史研究，则受福柯权力话语、知识考古学、塞义德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影响，以新的眼光审视文学史，几乎与大陆同时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在这一思想和学术背景下，近年港台地区关于文学史研究的讨论会层出不穷。1995年10月13日至15日，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又主办了题为“中国文学史再思”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因邀集了中国大陆、美国、新加坡及港台地区的学者共同讨论，意义很不一般。会议采用分组发言、共同讨论的形式，讨论了四个主题：（1 ）中国文学史的文化体认；（2）历史与叙述；（3）女性与文学；（4 ）中国文学批评反思。这四个题目，应该说都是当今文学史研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所以讨论得比较热烈。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文化体认这一主题，报告者最少，而讨论最热烈。题目的意旨本身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即透过中国文学史获得有关中国文化的体认，或基于当代由多元文化冲突形成的异于传统的文化体认来认识中国文学。前者是由文学而文化，后者是由文化而文学，思路恰好相反。但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把握问题，对“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化”概念外延的确定都成了讨论的必要前提。海外代表不约而同地从两方面提出问题。台湾大学柯庆明发问：“‘中国’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吗？还是只是一个‘开放的舞台’，曾经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此杂然并存？”在讨论中，大家一致感觉到，现今研究中国文学史，首先遇到的棘手问题就是确定中国文学史的范围。现有的中国文学史，准确地说只是汉民族而且是中国大陆汉民族的文学史。以今天的立场来看，这是不符合中华民族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的。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学是不是中国文学史的内容？近现代的港台地区、新加坡及其他海外华人的文学是不是中国文学史的内容？这是文学史研究和写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考虑到历史形成的政治格局，我们必须重新确定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内容和范围。至于文化体认，海外代表一致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由于政治格局由封闭、集中转向流动、分散，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多元中心的局面。美国爱奥华大学吕彤邻的一段话，可以说典型地代表了他们的看法：“每一次冲击（按指外来侵略）都更深刻地动摇大中国中心主义的物质及精神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文化都是在受到不同的外界文化冲击而产生的。……什么是今天的中国文化？大概每个人对此都会有不同的解释。”这种看法，无论基于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和生存体验，客观上都反映了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过去和现在的实态，无视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尊重历史的。在今后的文学史研究中，这将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按通常的理解，体认也就是理解、把握的意思，“文化体认”就是从文化的视角来把握。台湾中正大学龚鹏程的报告应该说是紧扣这一题目的。他认为，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性质有不同的体认，就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叙述。他针对历来将中国社会体认为乡土社会、农耕文化从而形成的叙述主调与基本主题，提出：对中国社会游民性格的体认，会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一向被忽视、当作边缘性问题来处理的“游”的文学，如游侠、游说、游仙、游戏、游历的文学，而与远游相关的主题包括中外交通史与文学传播之关系、文学与游之心灵状态、文学与游的艺术之关系等，也将摄入文学史的视野。他的观点及论证因涉及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特征的基本认识，所以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其实这不是个判定中国文化基本特征的问题，龚的论点只是对历来文学史研究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简单地定位于农耕文化的一种补充。它可以启发我们多元地把握中国文学的传统，但不能改变或取代我们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蒋寅在会上介绍了同事王学泰对中国游民意识与传统文化、与通俗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并指出这一工作同样具有从新的视角把握中国文学传统的启示意义。 历史与叙述主题的报告，话题较为分散，而意旨却相对集中，大都是基于一定的文学史写作经验，提出某些涉及历史与叙述之关系本质的理论问题。山东社会科学院乔力纯粹从学理的角度概述了他对文学史叙述方式及所应遵循的原则之看法；台湾清华大学廖炳惠以李汝珍《镜花缘》为例，提出了把握历史与叙述的关系所应注意的不同层次的问题和种种原则；台湾交通大学周英雄引用拉康的三重世界说和海德格尔对时间的看法，就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指出，文学史的写作包含认识自己与对自己生存之世界的解释的要求，重写文学史总是对国家叙事的反抗；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借大陆王瑶、唐弢、丁易和台湾司马长风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比较，说明文学史写作事实上总存在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更进一步指出了“现代文学史”在语义辩证上的悖论，透过本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揭示出一个事实：“现代文学”之所以成为国家叙述的枢纽，不只因为它关系到国家文学史话的建立， 更因为它关乎国家神话的建立。 “而在80年代台湾本土作家与大陆学者竞相推出台湾文学史及大系，又何尝不饱藏对国家历史叙事所有权的争夺。”岭南学院许子东也就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实践，分析了80年代以来大陆出版的各种当代文学史的时限、分段和分类，指出当代文学史写作在逻辑上的一种虚幻性。他说：“各种文学史都会在印刷的‘文学史’中终结，惟独当代文学史却不会。但当代文学史也总要完稿。完稿时间不仅划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决定着文学史的理论的起点。王瑶和夏志清的文学史经历‘重写’至今依然可读，因为他们各自都和其研究对象有一文化时间（朝代）或文化空间（国度）的距离。当代文学史的作者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研究者必须与研究对象共享同一意识形态空间。在各种当代文学史中，当代文学都必须假设性地‘终结’在‘现状’上。如何评价这一‘现状’便决定着被回顾被叙述的‘历史’的面貌。”“过去”之所以被解释成“弯路”，就在于认定本来应该有或现在已经有了正路。在现有的著作中，当代文学史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拨乱反正、发展和进步的历史，但如果从当代世界文学的背景上考察一下大陆作家的特殊生存和写作状态，这种叙述模式还能保持它的完整性和封闭性吗？他怀疑，“史”理应记载过去，“当代”总是今天，所以“当代文学史”是否在逻辑上本来就不可能？这一分析的确指出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