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人类的生态问题肇端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价值观驱动下，近代西方社会生产实践（其直接结果是快速的都市化进程）最终必然瓦解人类亘古以来的自然经济体系，导致严重的生态掠夺与生态破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层面看，生态危机是西方之人与自然二分的传统自然观的现实产物，其深层动因来自过于自信的科学主义哲学观和启蒙主义社会历史观。因此，解决人类的生态问题不但需要通过改变社会生产方式来改善生态环境，而且还需要建立一种崭新的生态伦理观，自然观和美学观。1948年，利奥波德提出了著名的“大地伦理学”，这标志着西方思想界对传统自然伦理观的深刻重审。利奥波德明确指出：“大地伦理学改变人类的地位，从他是大地——社会的征服者转变到他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这意味着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也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注：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叶平译，《自然信息》1990年第4期。）这种崭新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人和自然的传统关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此之后，詹奇、卡普拉、拉塞尔、萨克塞和罗尔斯顿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现代生态伦理和哲学思想，提出“以生命为中心”的机体主义自然观，从而为解决人类的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法则。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东方的思想传统具有丰富深厚的生态伦理资源，无论是儒家“参赞化育”的机体主义、道家“道法自然”的深层生态学，还是佛教对生命及其生存环境的关切，都隐含着深刻的现代生态伦理精神。（注：详见冯沪祥：《人、自然与文化——中西环保哲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余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毫无疑问，东西方的生态智慧共同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精神资源。 建立在生态哲学及伦理学基础上的生态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端于美国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它将文学、文化批评与生态学结合起来，体现了批评家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浯境下试图构建一种生态诗学体系的深刻动意。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将生态批评界定为：“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 Ecology,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这个定义已为大多数学者普遍接受。进而言之，生态批评是从自然和生命的角度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通过发掘文学文本中人与自然、生命本相等生态涵义，从而推动当代的生态文学写作，最终超越人本主义的自然观，在人与环境之间确立一种“新型的伦理情谊关系”（注：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随着文学中生态人文主义倾向的日益彰显，生态批评也逐渐成为文学批评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代西方生态批评正以其坚定的生命伦理批判立场和日益完善的学科理论向“生态诗学”(ecopoetics)趋进。 在我国，生态批评也开始引起学界广泛的注意：一方面是西方有关著述的译介和出版，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生态伦理学的发微与重审。运用生态批评审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发掘潜隐于文学史主潮之下的生态主义流脉，对于整体把握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与悖论性，对于全面揭橥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传统无疑具有深刻意义。 无人能否认，启蒙、救亡及政治革命等社会历史价值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的根本动力。肇端于19世纪末的20世纪中国文学自发生伊始就有效地承担了历史的责任，自觉地追求“人的解放”、“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等社会功利性目标。这种主导性文学选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自不待言，它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主动迎取近代以来民族自强和阶级解放等历史中心动作的见证。由此，百年中国文学体现了与20世纪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内在一致性，即科学进化的历史观、竞争对抗的自然观和大同理想的社会观。（注：关于20世纪中国精神传统，参见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无论是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和五四文学的个性主义，还是30-40年代文学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话语，或是当代中国的诸种文学主潮，无疑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所着重关注的是社会历史价值的实现，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根本要义。在20世纪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尊重万物生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显然被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合理地遮蔽了，它既不可能构成与社会历史价值对话的姿态，也当然难以进入主导性文学视野之中。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方面自觉地担负起社会启蒙和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以显在的方式投入历史变革和民族灵魂铸造的进程，这对于有着“感时忧国”传统的中国文学而言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时向历史发出一种逆向性的叩问，并潜隐着一种超越社会历史功利主义的生命忧患，表达了对于自然生命的深切关注，体现出尊重生命、关爱自然的生态智慧。从生态批评切入，我们不难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在历史价值和生命价值之间的艰难选择，并借此发见其自身的伦理及美学缺失。 一 文学史家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端定于19世纪的最后几年确是大有深意存焉，正是此时期的思想文化初步形成了新文学的社会历史基本价值取向。对于传统士人而言，有限的土地和人口趋向无限增长的紧张，历来是难解的问题，但对于信仰历史进化论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来说，生态问题从未成为真正的问题。他们相信人类能够不断凭借理性和科学的力量征服自然界，最终实现社会的进步，增进人类的幸福。谭嗣同在《仁学》里以近乎神奇的笔调表达了对于人类的进步及征服自然界的坚定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