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21.10.261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22-04-0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 33-6000/C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近年来成为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①。根据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本处于文学的核心位置，并与社会、作者、读者以及文本自身产生关联，而意义生成则与文本阐释模式息息相关。文本的意义是无限开放的、封闭的，还是由理论先在决定的，表现出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三者在深层机制、逻辑支点、批评策略等方面虽各有不同，但其出现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模式却有一致性，即阐释的意义出现了危机。具体来说，反对阐释是否定意义；过度阐释是无限衍义；而强制阐释则是预设意义。”[1]170文本的意义生成从文本的知识本体的呈现形式来说，涉及真理问题，而真理观又分为符合论真理观与存在论真理观；而从阐释的模式来看，阐释可以分为方法论的阐释观和本体论的阐释观。符合论的真理观与方法论的阐释学相互关联，存在论的真理观与本体论的阐释学有着内在联系。因而从阐释模式与真理生成的关系出发去探讨文本意义生成问题，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特别是建构当代阐释学文论话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知识谱系：阐释的两种模式与文学阐释的理论流变 从阐释学发展视角出发，阐释学可分为以下两种：一是以方法论为主要取向的阐释学理论，代表人物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在文学阐释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艾柯，他提出了“过度阐释”理论。二是以存在论为主要取向的阐释学哲学，其代表人物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在文学阐释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桑塔格，他提出了“反对阐释”的理论主张。这两种阐释模式分别涉及阐释的标准与阐释的本质问题，共同构成了阐释学的知识谱系。 (一)阐释方法论与文本意义生成的标尺 阐释学的标准问题是阐释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它能够对文本阐释行为进行有效的规约与衡量。在阐释学方法论视域中，作者主体、接受主体、文本以及社会历史等构成了文本的阐释向度，并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互文性的密切关联。解构主体、接受理论等拓展了文本意义生成的知识体系，破除了传统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二元框架结构，实现了整体化的文本多层次意义建构。 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立足于传统神学阐释学基础，将阐释学视为关于意义生成的哲学思考方式，文本阐释不局限在传统“解经学”的知识框架，更是与主体的生命体验、读者接受、历史意识、先见视野等具有密切的关联。施莱尔马赫所倡导的“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和狄尔泰强调的“阐释学循环”都强调了阐释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文本之间、文本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主体与社会历史之间的相互关联。由此，意义也不再是局限于主体或文本自身的封闭性存在，而是呈现出面向历史的开放性、多元性面貌，正如狄尔泰强调的“历史的主体知觉”“文本解释”“意义理解”三个相互循环、互为前提的知识系统，从而构建出具有意义循环特质的文本阐释模式。 由此，方法论的阐释学就适当脱离了传统神学文本的规训和对“绝对神性意义”的追求，具有了文学认识论层面的意义内涵。文本意义的生成、文学意义的拓展以及审美共鸣的精神体验等等都需要借助特定的阐释方法来进行。文本阐释本身正是发现意义的过程，不同的阐释方法会呈现出多元的意义景观，建构起从文本理解、文本认知，再到文本发现、文本创造的理论框架。在狄尔泰理论的影响下，传统神学阐释学的“解经学”方法被进一步拓展，具有科学主义特质的文本形式研究方法和强调意义开放交流的接受美学方法成为阐释学的理论资源，也推动文本研究转向文本自身与接受主体，并且也给互文性的意义释放提供了理论基础。 解构主义延续了接受理论的意义传统，认为意义生成于主体间性、延异流动之中，凸显意义的流动性、差异性与多元性特质。由此，文本阐释已经逐步偏向了接受主体，并将文本的意义与释放主体审美经验联系起来，实现文本与文化研究的衔接。面对读者反应理论和解构主义对文本意义生成的极端化理解，艾柯对过度阐释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本意义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读者来完成，还要以文本为根本参照物，实现作家、作品和读者的有机融合和动态平衡。而如何做到文本的有效阅读，则需要重建文本意义生成的标准。艾柯的这一思想在他的《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得到了完整的展示。艾柯的过度阐释理论正是在此种语境中生成，成为文本阐释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艾柯为了平衡读者意图和作者意图，提出了“文本意图”，这一意图不能从文本的表面直接看出来，只是读者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推测出来的，而读者的积极作用就在此。但这一读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而是由文本所产生的“标准读者”。由此，艾柯提出了他的诠释学循环过程：文本存在着一个预设的文本意图，这一意图产生出一个标准的读者，隐含在文本中的标准读者在读者诠释这一过程之中能够对文本进行无限的猜测，并勾勒出一个标准的作者与文本的意图相吻合，这一作者与文本的意图是完全符合的。在这一过程之中文本并非一个用来判断诠释是否合理的工具或标准，而只是诠释在论证自身合法性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