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2)05-0148-10 训诂与义理、诠释与阐释的关系，曾有诸多讨论。训诂是否阐释，阐释是否训诂，各方意见不同，难有定论。究其所以，在语义学和阐释学框架下，弄清训为何物，阐为何物，是确定两者相异与相关的基本前提和要害。总体判断，于阐释学的整体构架内，阐释不可失于训诂，训诂是阐释的起点；阐释不可滞于训诂，训诂必达阐释。无训诂的阐释为空疏之言，无阐释的训诂为支离碎片。中国阐释学的构建，当以训诂本义之诠释为起点，以衍生新意之阐释为根本目的，最终通达义、理共识的诠释与阐释互补的完备形态。 一、两条路线 在中国传统阐释实践中，从来都有两个方向的努力。一个方向是，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另一个方向是，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为当下所用。前者为训诂，后者为义理，此为中国经学传统的两条路线。进一步说明，在阐释学的框架内，从目的到方法，所谓训诂，可比为“诠”。按照孔颖达的定义：“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①务于形貌，止于异辞，足于解释，而非义理，更非大道，此为训诂之索。所谓义理，可比为“阐”。与训诂相对，义指索义理、得大道，阐释非拘于诂训，须以义理治经，阐释本心之意，并且背离经义自建系统。 以历史的眼光看，春秋以来，训诂与义理、阐释与诠释这两条路线，共生共存，此消彼长，相互纠缠，乃至于今。从源头开始，孔孟与老庄对现象与前典的理解与阐释就有本质不同。孔子“述而不作”，孟子“以意逆志”，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庄子“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开启了古代中国阐释实践和思想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线。汉代经学高度发达，今古文之争影响后世。古文偏向于申说原始蕴含，建构“我注六经”的释义模式；今文倾心于微言大义，断章取义，构建“六经注我”的释义模式。及至魏晋，玄学名士偏好于老庄，②弃绝训诂而大张义理，所谓“言意之辨”，“言尽意”或“言不尽意”，终以“得意忘言”，“寄言出意”为上，将阐之一道推向新途。初唐，有孔颖达《五经正义》赓续古文经学传统，重训诂以反玄学。及至宋明，尤以二程与陆王为典范，穷究天地之理乃为阐释之学最高目标，所谓“摆落汉唐，独研义理”，不走“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③的老路，将“心解”“自得”“脱去训诂”(黄震《黄氏日钞》卷二《读论语》)推至极端，王阳明只以良知为天理，皆非据实据经或诠或阐，“心既理”“心外无物”，或阐或释，随心所欲足矣。④由此，老庄一路走到尽头。作为转折，有清一代，朴学、考据大兴，以顾炎武、戴震为领袖，开启新篇，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后续，考证、金石，以至小学，登上巅峰，阐经必训诂，成为清代治学之根本。钱大昕的阐释立场可谓鲜明坚定：“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谓诂训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⑤时过二百多年，晚清康梁发起今文学运动，民国初年的章黄“小学”，又是一番轮回，至今影响巨大。 以上简单梳理，可明历史大势。如果以孔孟为起点，老庄之反抗，其力量与影响势均力敌，各自牵引了后世跌宕起伏的阐释史进程。西汉早期今文经学，秉承老庄旨趣，遭遇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回击。两相斗争，成就了中国古代阐释学之模态，其主体框架与基本形态由此而现端倪。魏晋则是一次大的否定，将老庄之道推向高峰。及至宋明理学，期间虽有唐初孔颖达的反正，大势仍乃今文之天下。特别是隋唐两代佛学思想的膨胀与传播，诗学理论的高涨，所谓“移花接木”“谈禅说诗”，以至元明才子“借杯浇意”，⑥使老庄之阐如滔天潮流，势不可挡。直至明末清初，以乾嘉学派为中坚的力量，奋起批判盛行千年的心学、禅学之漏缺与霸道，以考据、金石为方法，以“返经”“正经”为目标，力举复原经典面目，极欲返回经典未被篡改的本真状态。清代大师批判“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⑦，呼号“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⑧。他们甚至认为，那种背离经典本义的魏晋、宋明之阐，是亡国之道。顾炎武指出，所谓“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王伯安之良知”，乃“害政亡国”之路。⑨于是，可统称“朴学”的考据学、金石学、典章制度学大兴，“实事求是”成为基本口号。 循此线索，尚无深入考证，其意是大致说明，从孔孟、老庄始，中国古代历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两条阐释路线、两种阐释思想，起伏与纠缠，各有特色与长短，延续不断，描绘中国古代经典学术生产的基本图景。这种起伏表明，所谓训诂与义理之究，亦所谓阐诠之道，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各有其大势，或主或次，此消彼长，波浪式的演进于学术构建之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话说，就是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乃历史进程的基本规律，非人力可抗拒，在中国阐释学实践中得到证明。阐与诠的否定之否定，多个阶段，层层推进，把自己同时也把对方推向极致。否定的特征是明显的。 其一，两者同样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在肯定自己的同时，不断培育着否定自己的强大力量。某一时代以义理或阐为上，将经典发挥到极致，就为新的训诂或诠打开空间，诠释之风必将反复，在肯定阐的意义上否定阐。乾嘉学派正是在否定宋明理学的过程中，开创远高于汉唐古文经学，今天看去也堪称完整的训诂学体系。阐与诠、义理与训诂在螺旋式上升中，生机勃发，实现学术创新与传承之用。 其二，“否定”与“肯定”相互依存，因对方存在而本己存在。在阐释学意义上，训诂与义理缺一不可，诠释与阐释不可分割。毫无疑问，从方法论上讲，阐与诠差异巨大，以至于相互对立。所谓没有否定就无肯定，肯定在否定中实现。没有孔孟，就无老庄；没有今文经学，就无古文经学，反之亦然。⑩从具体的历史横截面看，各自都有绝对、极端甚至歪曲和荒谬的一面，但从历史全过程看，训诂与义理、诠释与阐释，两者互为动力，阐是在对诠的批判中，以自己的方式走出新路；诠是在对抗阐的斗争中，铸就完备的方法，共同成就了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全部辉煌。两者之间无先进与落后，孰高孰低之分别。全盘、极端地扬此抑彼，不是历史的、科学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