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2-0114-06 一 对翻译文学历史地位的重新确认，是在八十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唤中应运而生的。在回顾新文学史的著述历史时，敏锐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对翻译文学的历史定位，早在解放前的文学史著作中就多有涉及，如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中国小说史》等，都设有“翻译文学”专章，介绍翻译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讨论它在现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作用。然而，自1949年至今，翻译文学不再被纳入现代文学的叙事框架，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必须承认，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它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起，承担了启蒙、救亡、文化建构等使命，因而其历史价值不容低估。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流变轨迹，如果不考虑翻译文学的影响和作用，不强调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客观地说，“翻译外国文学如不列入中国新文学史中，为一个重要方面，至少也应作为新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给予应有的介绍。”（注：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在“重写文学史”讨论中，谢天振先生就曾呼吁，要恢复翻译文学的历史地位，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寻找归宿。但时隔十多年，不仅专门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没有出现，而且在新近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著述中，翻译文学并没有得到编撰者的青睐而进入现代文学史框架中，作为“弃儿”的翻译文学仍然继续着流浪生涯。 翻译文学边缘地位的未曾改观，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在对翻译文学自身特质的认识、理解和历史描述等方面还存在许多未能澄清的问题。比如，我们纵然异常清楚地认识到翻译文学的重要价值，我们十分珍视翻译家的劳动成果，我们也知道，世界文豪们是随着他们著作的汉译本而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并占据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领地的，“有了朱生豪的译本，莎士比亚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傅雷的译本，罗曼·罗兰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叶君健的译本，安徒生才在中国诞生，有了汝龙的译本，契诃夫才在中国诞生……”。（注：周国平：《名著在名译之后诞生》，《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26日。）但是问题是，这些译本毕竟不是中国原创的民族文学，我们该把它们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来衡定其艺术水准，又如何确立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我们承认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也承认翻译家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活动，但是，这种创造性活动毕竟是有所局限、有所依凭的创造性活动，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还是存在本质的差异，那么我们如何评定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再者，翻译文学的确和现代文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却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很难进行准确的清理和表述。中国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客观事实，许多作家不仅同时也是翻译的行家里手，而且他们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基源到艺术手段到语言技巧，无不折射出翻译文学对他们的影响和启发。可是，一旦要细究起每个具体作家与翻译文学的准确联系时，我们往往感觉到阐释上的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几乎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同时受到了许多有着不同风格、不同思想倾向的外国作家和作品的影响，从鲁迅那里，我们不止发现了他与尼采、易卜生、裴多菲的关系，也发现了与果戈理、契诃夫、阿尔志跋绥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牵连，不仅有英国作家的启迪，也有日本作家的感发；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和借鉴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既表现在直接的对艺术手法、创作方法以及结构、情节等的模仿、借鉴、学习等方面，又表现在深层的文学精神的影响上”（注：高玉：《翻译文学：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关系中的中介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仅仅依靠外国作家与中国作家之间的事实关系，还不足以说清楚翻译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还不能清楚地解释中国作家是以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层面上吸收了外国文学的养分，转化为自己的创作现实的。在研究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时，“影响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凭借某个作家翻译了哪些外国作品，接触过哪些文学名著等一些表面材料，我们还无法揭开外国作家和作品对中国作家影响的内在奥秘，无法彰显中国现代作家从怎样的通道、在哪些微妙的地方与外国作家和作品在心灵上产生了对话、交流与沟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低层次的小作家那里，我们才可以清楚地捕捉到他们对外国作家拙劣模仿的痕迹，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能将外来的影响机智地吸纳、巧妙地融涵在自己的文学世界，并将这种影响化归到自己的思想血液之中。你可以说鲁迅受到了许多外国作家的启发，但你无法准确指出他的文学作品中哪些是模仿显克微支的，哪些是搬用了安德列耶夫的。同样的，你可以说易卜生影响了郭沫若、郁达夫、巴金、曹禺，但从“影响研究”的角度你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在同一个外国作家的影响下，中国现代作家们却表现出了彼此悬殊的个性差异。 也许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研究中必然遭遇的诸多困难和复杂性的存在，翻译文学的历史定位才成为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不从试图为翻译文学寻找自身独立的合法性地位这种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而从考辩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角度着手，来重新打量和认识翻译文学，我们就能发现，不仅对翻译文学的定义、性质与归属有了新的认识，而且还可能为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找到一种具有操作性的历史线条。 二 以往对“翻译文学”的界定是有偏误的。因为翻译文学的文本特征是极为显在的，从而使我们近乎直觉地意识到，翻译文学就是汉译的外国文学，也就是说，凡属外国作家写的、被翻译为中文的文学著作，都是翻译文学。基于对翻译文学这种毫无疑义的直觉认知，中国学者对“翻译文学”概念的定义也小异而大同。郭延礼指出：“从科学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翻译文学’应当是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注：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杜，1998年，第15页。）谢天振认为：“‘翻译文学’指的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汉译外国文学作品’。”（注：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3页。）葛中俊从五个方面来概括翻译文学的本质特征：(1)翻译文学属于文学范畴。(2)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归附于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是原作语言而是译作语言。(3)翻译文学既可以是一种作品总集，又可以是一种学科门类。(4)翻译文学的价值持有者和承担者是翻译者。(5)翻译文学在屑性上与外国文学有所分别，与文学翻译分屑不同的范畴。（注：葛中俊：《翻译文学：目的语文学的次范围》，《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3期。）上述这些对“翻译文学”的解释尽管在理论表述上有所差别，但大致的思路是一样的，即都认为翻译文学在语言形式上是汉语，材料来源上是外国文学，在范畴上应该属于艺术门类，等等。粗略看来，这些论述的确言及了翻译文学的某些基本特征。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追问下去，就不难发现，这些阐述都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在强调翻译文学的共时性特征时没有照顾到翻译文学的历时性，没有考虑每一翻译文学作品生成的文化语境、历史背景。忽略了翻译文学的历史背景，我们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外国文学作品，只要用汉语翻译出来，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了翻译文学。依照这种思路来推断，翻译文学俨然成了一种充满盲目性、随意性和无序状的文学样式，缺乏自身的历史依据和存在逻辑，这为翻译文学的书写制造了很大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