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是文史哲各学科共同关注的方法与规范的基础领域。近年来，阐释学相关理论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继提出“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等原创性命题后，张江教授在本刊2019年第10期发表《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π到正态分布的说明》一文，提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等命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并启动了阐释学原理层面的相关议题。当下正值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时期，为深入研究和讨论有关阐释学的诸多基本概念和范畴，推动当代阐释学的重新构建和发展，本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本刊特开辟“构建中国阐释学”年度专题，邀请文史哲等学界同仁就阐释学领域相关话题广泛展开探讨，希冀通过持续的讨论和争鸣，打开论域的多维面相，寻求阐释学研究的理论共识，为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建构贡献一己之力。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 张江教授的《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以下简称“张文”)，不但提出了文学乃至人文学科阐释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且独辟蹊径地探寻出一条更为明确的解释路径。该文围绕着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张力关系，将这一辩证关系置于“诠”与“阐”的学术史之中予以考察，进而提出了解决这一阐释学难题的新思路。多年以来，张江先生始终坚持在文学阐释学领域深耕细作，旨在弄清文学研究方法论的一些初始的、基本的却又往往为人所忽略的问题，这就是阐释何以可能的问题。 从“语言学转向”来看阐释张力 我们知道，阐释或解释是有关意义的。对文学研究来说，就是文学文本的意义阐说。韦伯曾经提出，人是悬挂在自己所编织的符号之网中的动物。这个界定开启了20世纪学术思潮中的“阐释的转向”。晚近有研究发现，韦伯的界说其实与20世纪初即已开始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语言学转向”这个“诸转向的转向”(meta turn)，才导致了从阐释转向到图像转向等一系列的转变。所以，有必要在“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下理解张文关于阐释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研究，由此瞥见这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语言学转向”的说法因美国哲学家罗蒂1967年编撰的一本文集而流行起来。何为“语言学转向”？罗蒂在该书出版20年后的新版跋中明确指出，“就语言学转向对哲学的独特贡献而言，笔者认为这种贡献根本不是元哲学的。实际上，它的贡献在于帮助完成了一个转变，那就是从谈论作为再现媒介的经验，向谈论作为媒介本身的语言的转变，这个转变就像它所表明的那样，使人们更容易把再现(representation，或译作表征)问题置于一旁而不予考虑”。①从谈论经验到讨论语言，这一精确的概括揭示了语言学转向的核心所在。其实，这个转向并不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应该说此前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早就奏响了这一转向的序曲。维特根斯坦的经典表述“我语言之疆界即我世界之疆界”②，俨然就是这一转向最精妙的说明。在他看来，作为主体，我们自身的语言决定了我们的认知和经验，离开语言去讨论任何问题都将是成问题的。因此，回到语言乃是语言学转向的基本取向，维特根斯坦直言“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 以此观念来看张江先生多年来所做的工作，也同样是一个语言批判工作，其要旨在于搞清文学阐释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而张文着力要解释的问题就是阐释究竟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抑或有限与无限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搞清楚这些基本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探明了阐释的疆界，而阐释的疆界又决定了意义的疆界。不妨模仿维特根斯坦的说法：“阐释之疆界即意义之疆界。”更重要的是，“语言学转向”所标示的从谈论表征之经验，转向谈论表征之媒介——语言，亦体现在张江先生的文学阐释学研究中，具体说来就是从对阐释意义的讨论，转向阐释本身规则的探索。因为阐释必须借助语言展开，阐释内在规则的思考，颇有些相似于维特根斯坦所热衷讨论的语言之游戏规则。 文学阐释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既是阐释方法或路径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亦是对文本意义理解和发现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这个矛盾在张文中具体化为两个典型的中国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亦即“诠”与“阐”的关系。“诠”为无歧义的“诠正”，“阐”为“衍生义理”之“阐发”，这显然是迥然异趣的“两种阐释路线”。古往今来两者博弈纷争，未有定论。张文从这一看似矛盾的阐释内在张力入手，探询如何解决的新路径。 倘使说“诠”与“阐”是中国式的对阐释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说明，那么，在西文中的阐释概念亦包含了这一矛盾。如英语中“interpretation”这个概念，就有不同涵义的界定。根据《新牛津英语词典》的权威界说，这个概念的一个意思是“翻译”或“口译”，亦即从一种语言直接转译成另一种语言；另一个意思是“扮演”或“演奏”，即“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扮演一个戏剧角色或演奏一首乐曲，这种方式亦即传达出某人对创作者观念的理解”。③前一个意思颇为接近中国传统的“诠”，因为翻译或转译就是一种追索原意的行为，着眼于忠实传递出某人所说的确切意思，明显受制于阐释的有限性；而后一个意思是“扮演”或“演奏”。自然包含了扮演者或演奏者自己的主观理解和体验，带有某种发挥和衍生，所以看起来更接近中国传统的“阐”。④ 既然在阐释行为中普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路，诠之有限性和确定性，与阐之无限性与不确定性，就构成了阐释学的内在张力。如何解决这一张力亦成为一个难题。 从辩证关系到精确描述 解决这一张力关系最常用也是最便捷的路径，就是用哲学上的辩证关系式来加以说明。张文有很多辩证关系的陈述和论证，比如“阐释是开放的，同时也是收敛的。阐释因开放而无限，因有限而收敛。作为一对相互依存的共轭变量，两者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决定的积极关系”⑤。在这样总体性的辩证关系界定下，张文又通过四个命题来具体展开，分别是阐释的无限、阐释的有限、阐释的收敛、阐释的有效性。从四个命题比重和分布来看，张文的重心还是在有限对无限的约束所导致的收敛，因而实际上其基本立场是质疑不加限制的阐释无限性的合理性的。从无限中探询有限，从开放中确证收敛，从不确定性中发现确定性，应该是张文的内在逻辑和最终关注。作者以文本自在意义及其作者意图的赋义作为确定性的合法根据，强调指出：“我们的观点是，文本具有自在意义，这个意义由文本制造者赋予……找到作者及其意图，是显现文本自身的重要方向，是阐释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是无法摆脱的确定性之一。”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