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3)05-0129-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研究越来越具有开放性、交往性和对话性，我国当代著名学者钱中文先生的一本新著就以《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为题[1]。钱先生的观点代表和概括了我国学术界对当今文学研究性质和走向的普遍认识。本文拟就这一论题稍做粗浅的思考、追问：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中，文学研究的交往与对话为何必要、何以可能以及如何进行。本文认为，文学研究的交往与对话是由于理解的需要而必要，由于理解的达成而成为可能，并通过阐释的活动而得以进行。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或三个基本领域全都与阐释学息息相关（阐释学，又称为解释学、诠释学或释义学，英文为Hermeneutlcs.）。首先，如何沟通古今文艺理论，实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化或转换？其实质亦即为文学阐释学问题。其次，如何沟通中西文艺理论，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实现中西文艺理论的互识、互证与互补？其实质也是一个文学阐释学问题。再次，打破文学研究的封闭状态，走向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或文化研究，其实质仍属文学阐释学问题。因此，阐释学理论以及文学阐释研究是当今文学研究的入手工夫，是当今文学研究的第一方法，也是当今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其实，以阐释学视野来处理文学研究的上述三个基本问题，在我国老一辈学者那里早巳是他们的文学研究的实践。其中，尤以钱钟书先生的学术研究最有代表性。钱先生的煌煌巨著《管锥篇》和《谈艺录》[2]，即是以阐释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实现了对古今文论的沟通、中西文论的沟通以及文史哲的沟通。至于在其中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开垦并卓有成就的更为数不少。例如，业师重庆炳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研究[3]，我国台湾的学者古添洪等人首创的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的中国学派即阐释学学派的设想[4]，海外华人刘若愚、叶维廉、张隆溪等人建构的既具有中国文化底蕴又能参与国际文论对话的文学阐释学理论[5]，以及乐黛云先生等人在跨学科研究或文化研究领域尝试的对异质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交流问题的阐释学研究等[6]，均显示了阐释学研究的理论威力。综上所述，阐释学问题，实为当今全球化语境条件下文学研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基本问题。 既然阐释问题及其研究是当今文学研究的基础问题或基本问题，那么，探讨阐释学尤其是中国阐释学学科问题，就历史性地被摆到了文学研究者乃至整个中国当代人文学者的面前。 二、中国古代阐释学的历史存在及其特征 现代阐释学作为一门成熟系统的人文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自己的阐释学？部分学者以自己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做出了答案：尽管我国古代没有西方学科意义上的系统的阐释学理论，但却具有同样丰富的阐释学思想。整理这些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使之具有现代学科理论形态，已经是十分紧迫的任务。海外华人及我国港台学者较早就有过此类尝试。大陆学者汤一介先生也曾呼吁应该建立中国现代解释学，并论证了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注：汤一介近年发表的四篇专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论文，分别见《学人》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和《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清华大学徐葆耕先生接着王瑶先生的“宏扬清华学派学术传统”的话题，卓有成效地清理和总结了以“古今会通”和“中西会通”为特征的清华学派的基本学术思想，指出清华学派的基本学术方法即是诠释学方法。徐葆耕先生并结合西方阐释学理论，对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建立问题发表了不少极富启迪价值的见解[7]。青年学者李清良先生更以自己扎实的研究，推出了一本厚重的《中国阐释学》[8]，用条分缕析的现代学术语言，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诸多问题，对系统建构中国阐释学做出了重要的尝试。 笔者以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学术的民族特色，恰恰就表现为阐释学取向或阐释学路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史上绝少抛开前人观点而另起炉灶的现象。围绕前人留下的经典来不断修正不断诠释，是中国传统学术区别于西方学术的特征之所在。坚持这一特色，本身即是坚持了民族特色。同时，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与西方阐释学都具有深刻的问题意识，彼此之间具有可以相互发明、相互对话之处。因而，坚持中国阐释学传统最有可能做到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当然，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这是因为，尽管中国古代具有极为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但毕竟缺乏系统形态的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阐释学理论。因此，要真正使中国传统阐释学能够与西方阐释学进行学术对话，充分发挥其在中国现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巨大作用，就必须实现中国古典阐释学的现代转换或转化。 因此，可以将“中国阐释学”这门基础学科分为古典阶段与现代阶段（或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其界限大致以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为宜，此前的为中国古典阐释学，此后的为中国现代阐释学，尽管后者至今仍在建构过程之中。在此，笔者拟谈谈对中国古典阐释学和中国现代阐释学的粗浅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