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6—0098—05 迄今为止，国内理论界对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理论“引而不论”，未对这位理论大师的成果做全面的梳理，较少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读者接受理论的复杂纠葛给予关注。本文以卡勒对妇女阅读的考察为契机，对这些繁难问题进行探讨，廓清一些片面的理解。 文学的社会功能 讨论卡勒为何关注“作为妇女的阅读”，应该从他对文学功能的理解谈起。 一般认为，结构主义理论家大都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忽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论解构》及《文学理论》等一系论著中，皆表现了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关注，其产生世界影响的“结构主义诗学”，便是一种具体阐述文学作品功能的理论。 文学最重要的功能便是改造接受者，建构其主体性。在其成名作《结构主义诗学》中，卡勒便表现了对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者抛弃“主体”的不满：“人文科学起初是把人当作认识的对象的，而随着这些科学的发展，却发现‘人’在结构主义的分析中消失了。”[1]57 “虽然结构主义总是要寻找事件背后的系统和具体行为背后的程式结构，但却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具体的主体。主体可能不再是意义的起源，但是意义却必须通过他。”[1]60 在《符号的追寻》（The Pursuit of Signs,1981）一书中，他批评新批评派仅致力于文学文本的自治性，将其与社会剥离，也无视文学接受主体及其体验的复杂性，这“有利于文学教学，却未必对总体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有利”[2]4。人作为主体，不仅具有认识能力，而且具有赋予意义的能力。在尔后的论著中，他比其他的结构主义者、解构批评家以及伊瑟尔等接受理论家更强调文学的社会改造功能，专门探讨了“主体、属性、认同”等问题。在卡勒看来，人作为一个主体，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逐步建构而成的，且主体具有性别特征。文学在建构主体的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说： 文学不仅使属性成为一个主题，它还在建构读者的属性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学的价值一直与它给予读者的经验相联系，它使读者知道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感受，由此得到了以特定方式行动并感受的性格。文学作品通过从角色的角度展现事物而鼓励与角色认同[3]117。 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建构读者的身份、唤醒他们的政治意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譬如小说阅读。小说除给读者带来快感和满足外，还教读者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塑造自我。小说揭露了社会的庸俗、虚伪与腐败，呈现了被压迫者的困境，从而使读者明白其生存处境，不同阶级、性别、年龄、国家及种族的读者通过小说而团结起来，产生变革的冲动。故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十分明显的。文学既是意识形态加强其自身的“手段”，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它是一种既要求读者理解，又可以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去的作品。”[3]43 像《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的作品，便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煽动性，它促成了一场反对奴隶制的革命，又引发了美国内战。《撒旦诗篇》也一样，因其讥讽与戏谑的风格及主题引起轩然大波。 在这一问题上，卡勒还力图澄清人们对解构主义的误解。他宣称，解构主义无意消解主体及文本的意义，而是揭示一元性状潜在的组合与分裂，取消机械的对立，“解构一个二元对立命题，不是摧毁或废弃，而是将其重新刻写。”[4]133 所谓“重新刻写”便是引导多元多角度、开放式的阐释，变换阐释主体的位置，譬如，考察传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儿童等类属在文学接受中的特殊性，便产生了新读解的可能。故解构批评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十分明显的，它既在系统内运作，却又要打破这个系统，重新阐释这个系统。譬如，用解构的方法阅读弗洛伊德，便会消解他那根深蒂固的“男人”与“女人”的二元对立，将其所谓“中性”的男性中心主义暴露无遗，置换男女对立等级秩序，带来“直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所以，卡勒所建构的“结构主义诗学”，以及他关于解构批评的阐释，主要便是“通过对程式的描述和使程式成为可能的读解活动来说明文学效果的尝试”，或者说以文学效果为出发点，去寻求对文学结构的解释。 文学接受与文学性 怎样实现文学的功能？即文学的意义是怎样呈现出来的呢？这涉及卡勒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解。 首先，文学是一种语言符号，是一个由关系构成的系统，具备“被社会赋予意义的各种差别和关系”。卡勒虽然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但乔姆斯基重视人的认知系统、思维规律的“生成语法理论”也深深吸引着他。“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大量的声音序列，而是社会惯例系统。要确定的就是构成这个系统的单位和单位之间的组合规则，因为这是社会成员语言交际赖以进行的基础。”[5]42—43 故符号学必须建立一套强调符号的惯例和文化基础的范式，来与使符号学自然化的意识习惯力量抗衡，而索绪尔对这方面并未特别强调。 其次，文学作为审美符号，自有其特殊性，比口语、一般文书、电报代码及数学等更复杂，更具歧义性或开放性、自指性，有许多未定点；要读懂文学，不仅需要语言知识，还需要懂得其复杂的程式，要求接受者的特殊关注。文学性并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属性，不能仅视为“不同的语言组合方式的结果”。“批评是一种符号的追寻……符号学的宗旨便是描述这一示意系统。”[2]vii—viii 所以，卡勒关于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一种程式化的创造，或者某种关注的结果，“文学既包含语言的各种特点，又包含对语言的一种特殊的关注。”[3]58 由此，卡勒高度肯定了罗兰·巴特对阅读的重视。[6]106。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其特殊性表现为潜含各种各样的“程式”，形成特定的语境。文学的程式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创作的程式化；第二是阅读的程式化。程式构成了话语表述的方式、符号示义的规则，作者要表达一个意思，就必须先行假定读者由于了解了相关的程式而做出怎样的反应。“文学性”存在于语言材料与读者的文学期待两者间的相互作用，而对文学的程式化接受是最关键的，文学的许多特点产生于读者的兴趣、特殊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