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空间理论与文学观念

作 者:
刘进 

作者简介:
刘进,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四川 南充 637002)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当代西方学术知识从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趋势,在这种趋势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空间观念,颠覆了传统空间观念中空间的从属性和同质性,空间成为事物存在的本体纬度,充满了异质性。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是参与这种“空间转向”的重要组成。在当代空间视野下:文学空间自身就是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量的呈现最终借助于对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文学阐释和研究本身成为文学空间介入现实、批判现实的一种空间结构。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8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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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纭复杂的西方当代学术往往被人们描述为各种“转向”:“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身体转向”、“空间转向”等等。其中所谓的“空间转向”还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是这一转向同样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最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Wegner)指出“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上”,在其罗列的对“庞大的和多种形式的”空间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中,既有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师,也有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① 他所勾勒的这些空间理论家说明:一方面,空间问题的确成为了西方当代人文学术知识的重要话题;另一方面,所谓“空间转向”从根本上是与西方学术知识的其他转向相互交织的,一定意义上,对“空间”的关注是西方学术总体上的跨学科趋势的重要组成。

      本文试图以西方传统中的空间观念为切入点,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当代空间理论的形成路径和基本理论内涵作大致的考察,进而分析其与当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的关系。

      一、西方传统中的空间观念

      就常识而言,人们普遍言说某一事物,并不意味着这一事物在此之前不存在,而是指这一事物对言说者来说成为了问题。当代西方对“空间”的普遍关注,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没有“空间”,也并不意味着理论家和思想家从没关注过空间,而是说明在当代生存体验中,人们对“空间”出现了与传统不同的体验,成为了与当代人类生存切身相关的问题。

      菲利普·韦格纳在其长篇论文《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Spatial Criticism:Critical Geography,Space,Place and Textuality)的开篇引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关于“全世界是一个舞台”的著名诗句后指出,这“有力地说明了在西方现代性历史中盛行的一些关于空间与空间性的占支配地位的设想:空间被看成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容器,其本身和内部都了无趣味,里面上演着历史与人类情欲的真实戏剧。”② 这种对空间的“占支配地位的设想”并不仅仅是“在西方现代性历史中盛行”,而且也是整个西方传统展开学术知识建构的一个逻辑预设:在“空间转向”之前,空间作为“容器”其自身是不成问题的,人们关注和思考的是“容器”之内的问题。因此,“空间”在整个西方古代和现代传统中都没有成为一个凸显的问题而成为学术话语。

      古希腊传统中,柏拉图预设了“感觉世界”和“理式世界”,并进而建构其三等级的“理想国”城邦空间和三成分的个体灵魂空间。对柏拉图来说,无论世界、国家还是个体都是一个固定的“容器”,其思考的中心是这个“容器”内的等级或成分如何形成和谐的秩序。亚里士多德虽然是对柏拉图的批判,但其“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的区分,仍然以指向“永恒实体”为目标,这样其“四因说”从根本上也是在思考事物在“容器”化的空间中如何形成、变化、组合为和谐的实体。综合了古希腊传统和古希伯莱传统的基督教,把世界划分为“此岸”与“彼岸”,而彼岸又有天堂和地狱之别。此岸空间中人类现实肉体生存的表演直接决定着其未来灵魂的安顿空间。因此,基督教所关注的中心是人如何在现实空间中修行以让自己的灵魂进入未来的天堂空间。戴维·哈维在谈到欧洲封建主义时期的时间和空间时指出:在封建主义相对孤立的各种世界里,外部空间通常被概念化为由某种外在权威、超凡主人或神话与想象中更加凶恶的人物所占据的神秘宇宙论,在有限的场所中,“不朽的时间”是无限和不可知的,中世纪的教区制度和迷信强化了这一点。③ 哈维的分析同样符合西方的古代社会。可以说,西方古代、近代传统主要思考的是在预设的空间内各种事物之间、人类群体以及个体(肉体与灵魂)的和谐秩序问题。

      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人”取代“神”成为万物之灵长。正如哈维所言:“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追求一种更加美好的社会。他们在这么做时不得不关注作为必要条件的空间与时间的合理安排,以建构一种确保个人自由和人类幸福的社会。”④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的西方现代性规划是以人自身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在这样的规划中,空间概念要么是笛卡尔式的——空间是一个不同于主体(精神实体)的客观的同质延伸(物质实体),要么是康德式的——空间被作为人类活动在其中展开的一个空洞容器。西方现代传统主要思考的是在作为舞台的空间中各种事物以及人类如何在时间和历史的纬度上演化、进步的问题。思想家们往往把某些理想化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当做真实的,这具有把人类体验与实践活动的自出流动局限于理想化结构的危险,因此,福柯在这之中发现了启蒙运动具有向新的监视和控制的压迫性转折。西方现代传统中的空间概念具有过渡性:它在对古代等级制空间构成挑战的同时,其自身又逐渐成为新的对人的控制力量,蕴涵了新的转向。在西方现代和古代传统中,空间都处于被时间和历史所支配的地位,差异仅仅在于——古代对空间的预设以外在于人的“理式”或“上帝”为依据,而现代对空间的预设则以人自身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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