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惑的理性与人文研究的方法探索(下)

——人文研究的主体性反思

作 者:
许明 

作者简介:
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报》社长兼总编、研究员、博士(上海 200020)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文学研究离不开意识形态属性,追求新的理性精神和进行理论建构不仅成为个人的追求,也最终成为这个时代的大课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问题的提出和追问更加尖锐,从而导致了新理性精神的提问和建设性思考。从80年代中期起,学界对文学研究方法的关注也非常突出。上述两个板块,构成了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理性建设和新方法论探求。这种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都关涉到人文科学的当代建构。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4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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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03;C10;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4)04-0104-09

      下篇:人文研究的方法探索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在文学界普遍忽视方法、忽视科学主义传统的时候,我们针对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踏上一条他人十分生疏而又特别重要的研究之路。对文学研究方法问题的研究正是我们在新时期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其中主要的论文篇目有:《文学研究要进行思维变革》(1986)、《论文学研究的思维变革》(1986)、《叩响紧闭的思维之门》(1987)、《“溯因法”和典型化》(1987)、《认同与发现》(1987)、《打开环状结构的秘密》(1988)、《研究逻辑、学术规范、知识增长》(1989)、《重视人文科学成果的评判标准》(1989),等等。关于方法论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工作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无论在历史上和当代学术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同行实际上是白白耗费了一生。在自然科学界,有意义的研究一定是领学科之先的研究,在人文科学界,我们没有理由拒斥这个标准,尽管它包含着特殊性。于是,职业的‘意义’就与‘学科之先’联系起来了。但是,什么是学科之先?人文科学可以找到公认的标准吗?至少在大陆学术界,对这个‘标准’的讨论和认定还处在‘手工作坊’或‘工场手工业’阶段。评判标准上的无序使青年学人深受其害。要命的是许多年轻的学人在没有正确的学术导向的情况下浪费着最富创造力的年华。”(注:许明:《研究逻辑、学术规范、知识增长》,载《轻拂那新理性的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提问是尖锐的,在思想模糊不清的90年代初期,人们的注意力还只是集中在资料表象对象性研究的层面上,对研究主体的反思远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那是一个充满着求知、探索和享受智慧的时期。那个时期,北京的学术界在反思和求索。我们无法忘记那段日子朋友间的彻夜长谈,那是一种求道的殉道者式的长谈。我们在问:自然科学的发现和研究过程,有一门名为“科学哲学”的学科去关照,于是,形成了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研究的学科。人文科学也有同样的规律和建立一门反思性学科的可能吗?争论非常激烈,我们时常争吵到凌晨,直至天明。这是柏拉图学院式的讨论,充满着享受智慧的乐趣。反驳我们的理由是:人文科学充满着价值因素,所以,客观的研究是不可能的,中国式的感悟也许是最好的办法。而我们所持的无法让自己放弃的理由是:无论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研究者都面对着独立于自己之外的客观对象。自然科学家研究天体与文学研究家研究文学史虽然有区别,但并无绝对不同之处。有人一直误认为文学研究是一种形象思维或至少是一种模糊思维,或者根本不关注文学研究者主体的思维状态——他是如何面对材料得出结论的?途径?步骤?方法?逻辑形式?……关键是,它的整个过程有无规则可循?一句话,人文学科研究(以文学为例)有方法论吗(注:许明:《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新意识形态批评》,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这正是我们对这一问题思考关注的切入点。

      研究文学的,广而言之是人文学科的思维方法成为我们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关注的问题。问题的起点不是来自本本,而是来自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存有1949年~1999年的主要论文剪报。当你以50年的线索去搜索某个专题研究时,你会惊讶地发现,文学研究的过程充满着浪费、无用功、重复生产和无意义。如果一个人一生就写了这些东西,那么,他视之为神圣的东西只不过是废纸几页而已!是我们这些人不聪明?智商低?当然不是。但是,再聪明的人当你面对一场杂乱无章的竞赛时,你可能既找不到跑道,也找不到终点,甚至找不到对手。这种在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近来,《社会科学报》连续载文披露了学术研究领域的这种弊端,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学术界人士都痛感到目前学术研究存在的“不讲方法”、“缺少规范”的弊端。曾军与杨曾宪有过这样一场对话:“学术,要有‘学’有‘术’,引起大家重视和讨论的都是‘术’的规范问题。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应是体现学术生命本质的‘学’的规范。相对‘术’的规范来说,‘学’的规范应算是元规范,它不是一个技术操作规范问题(比如如何征引注释等等),而是一个学问更新或理论创新问题。如果离开这些价值内涵,那么,无论是怎样的‘皇皇巨著’、‘世纪经典’,或是怎样的重点课题、重奖成果,都没有学术价值,统统是泡沫学术。因此,我认为真正危及学术生命且难以根除的宿疾,恰恰是泡沫学术。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泡沫学术往往是打着学术旗号扼杀学术,打着学术规范幌子践踏规范。泡沫学术在完成它的晋职获奖彰显名声或其他学术功能之后,很快就变成学术垃圾,既无益于学术,更无益于社会;泡沫学术本质上是反学术的”,“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许多泡沫学术,是学术打假打不掉的,也是一般学术规范约束不了的,而且,由于其曾获得很高学术奖项,其‘带头人’,此前已是或其后更是著名博导、学界权威,使其得以合法地繁衍着、蔓延着,堂而皇之地成为学术正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学术规范建设努力最终都将归于无效,因为这种合规范的非学术,正在吞噬掉真正的学术!”(注:杨曾宪、曾军:《难打,但一定要打》,《社会科学报》2003年5月29日。)。平心而论,这种抨击是理性的,是中国学术发展紧迫需要的。造成学术泡沫的根本原因,除了现行体制性问题外,研究方法的混乱和无序,当是最重要的因素。当方法被根本漠视时,人文研究的发展必将成为空谈。中国传统的研究是“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大多数研究的状况是“考据”而不是理论发现,体悟式的研究方法成为主流。在这种研究状态下,学术界将成为无序工作的混乱之地,这是不言而喻的。学者们的抱怨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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