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它的基本特征如何描述，它是否早先就存在，这个概念是否真的有用，或相反，只是一个神秘之物——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美学和政治问题。无论人们采用何种术语，他们所必然持有的各种立场都总是能够被清楚地表现为一种历史的眼光。在这种视野中，对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阶段的评价实质上是一种政治上的肯定或否定的问题。当然，使争论成为可能的前提须依赖于对我们这个社会体制的最初的、战略上的预先设定：赋予后现代主义文化以某种历史的原创性，而这样一来，就暗含着承认在我们有时称为的消费社会与孕育它的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之间存在着某种根本的结构差异。 然而，各种逻辑的可能性都必须与所采用的标明后现代主义自身的另一问题的立场联系起来，即如何评价现在所称为的高级的或古典的现代主义的东西。的确，当我们编出各种文化赝品的目录时，也许具有后现代的特征，并产生一种强烈的诱惑，去寻求这些异质的风格和产品的“家族相似”，而这些异质的东西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那些与之相对的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产生反作用的高级现代主义的冲动和审美中。 然而，起初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风格来讨论的建筑上的争论，在一些似乎只是关涉美学的问题上显示出政治上的回响，它将使那些在其他艺术中有时很容易被符号化或遮蔽的东西得以发现。总的说来，从近来各种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中可以梳理出4种基本的立场，然而， 即使这一相当简洁的组合也会被某一印象弄得复杂化，因为这些立场中的每一种可能性都易于受到政治上的进步或反动力量的表达的影响（这是就马克思主义者或更一般的左派观点而言的）。 例如，我们能够从一个实质上是反现代主义的立场来迎接后现代主义的到来。（注：下面的分析在我看来并不适用于《疆界2 》这个群体的著作，他们早期是在批评已确立的“现代主义”思想这一相当不同的意义上采用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的。）一些早期的理论家（最著名的要算亚布·哈桑）当他们用一些具有后现代主义性质的词汇（《泰凯尔》对表现的意识形态的抨击，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来研究后现代主义美学时，似乎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在那里，那些还没有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参见福柯《词与物》的结尾中关于乌托邦的预言）是被作为一种正在出现的关于世界的新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来迎接的。但是哈桑的赞美也包括了高级现代主义的一些非常极端的经典（如乔伊斯、马拉美），如果它不是用于对标明“后工业社会”的兴起和政治论题之间的亲和力的新的高科技信息的赞美的话，这将是一个相当含混的姿态。 所有这些在汤姆·伍尔夫的《从波波到我们的房子》中大部分都是清楚的，这是由一位属于新新闻主义的作者在最近的建筑论争中写的一本不起眼的书，而新新闻主义也是后现代主义中的一种。不过，这本令人感兴趣的和有代表性的东西是后现代中有关乌托邦赞美的缺席，更引人注目的是，它借助其他强制性阵营的修辞性嘲讽以体现对现代的强烈憎恨；这并不是新东西，而是一种过时的陈旧的情感。这仿佛就是在现代主义出现之时中产阶级所表现出的最初的恐惧——第一个科巴瑟斯（Corbusiers）像12世纪新建的大教堂一样白，又如最初的毕加索的画，比目鱼式的人像侧面长着两个眼睛，以致有些人反感至极，还有《尤利西斯》和《荒原》的第一版，晦涩得令人晕倒——最初的腓力司人、市民、资产阶级、或者说《大街》中的巴比特（辛克莱·路易斯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指标准的美国商人——译者）的厌恶突然又回来了，只不过是注入了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蕴的更加新型的现代主义批评而已。总体说来，这种精神重新唤起了读者对原始政治、乌托邦和一种现已过时的高级现代主义的反中产阶级的冲动的那种古老的共鸣。于是伍尔夫的讥讽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对现代理性和当代理论的否定的例子——他们中的许多进步力量是由一种新的城市意义和以正统的高级现代主义者的名义解构公社和城市生活的旧有形式的现时的大量经验中产生的——从中能够很便利地重新调整并且暂时借助了明显的反动文化政治。 于是，这些立场——反现代、前—后现代——在一组反陈述的人群中找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和结构上的颠倒。那些人的目标是通过重申仍被看作是具有活力的高级现代主义传统的可靠的冲动来质疑后现代的低劣和不可靠性。希尔顿·克雷默在《新标准》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两篇类似的宣言，通过将古典现代主义的“杰作”和经典与后现代主义所主要表现的不可靠性和平面化相对照，与之相关还将伍尔夫文体的忸怩和滑稽作为一个极好例子，从而强有力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 颇有悖论意味的是在政治上伍尔夫与克雷默有很多共同点；同时也似乎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克雷默努力根除现代古典的“高度的严肃性”中反中产阶级的基本姿态和原始政治激情，这种原始的政治激情形成了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禁忌和家庭生活、对浮饰、对日益窒息的反神圣化的资本主义的否定。它们是通过一些伟大的现代主义者，从易卜生到劳伦斯，从冯·戈夫到杰克逊·波洛克等表现出来的。克雷默的才干在于试图把这些伟大的现代主义者的公开的反资产阶级的姿态吸收到暗中滋长的“忠诚的反对派”之中，作为基础和保证，这些反对派通过资产阶级本身——尽管显然不可信，但仍能够借助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的矛盾来肯定自身。而现代主义的否定因素又依赖于他们对所否定的东西的坚持，和他们所持有的——当他们不打算（如布莱希特，但这类人非常少）获得一些真正的政治上的自我——意识——一种与资本的共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