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界一直是十分开放的，学术气氛和理论争鸣也相对自由，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几乎对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每一种新的理论思潮或批评方法都十分关注，一旦了解一二便争相介绍到中国，或者自觉地运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对于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我们更是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前来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只要他们的发言稍稍对我们有所启发，都会安排他们在各大学或科研机构演讲，学术期刊的编辑们都会争相请人翻译他们的文章并予以发表。应该承认，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正是在与西方理论批评的交流和对话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文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在国际学术界的显示度又如何呢？我作为一个直接参与中西文学对话的探路者和推进者，对这种状况实在不敢恭维。正如一位期刊编辑愤愤不平地所抱怨的，在公认的国际权威数据库SSCI和A&HCI期刊目录中，“不仅国内很多‘权威期刊’、‘一流期刊’榜上无名，而且国内学术‘大腕’也鲜有在这些期刊发表大作的荣幸”①。可见这种文论交流和对话的“逆差”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所导致的结果确实令人汗颜。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果真是我们中国理论家水平太差以致我们的观点毫无借鉴价值吗？或者是因为我们无法用公认的国际学术语言——英语来表达所带来的后果呢？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面对这一严峻的事实，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或者说，我们如何才能争得走向世界的话语权，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两个问题。 谁应掌握国际中国研究的话语权 任何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现状的人都不难发现，文革结束以来，由于我们不遗余力地将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思潮引进中国，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竟出现了所谓“尼采热”、“萨特热”和“弗洛伊德热”，在文学创作界及理论批评界也相应的出现了“方法论热”、“美学热”、“现代派热”和“后现代主义热”。一大批西方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著作的不同译本，不管其质量如何，统统进入了中国的图书市场，强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一时间，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大谈尼采和弗洛伊德竟成了一种时髦。作家和批评家在谈到创作和理论批评时，必然会提到现代派和后现代主义。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国内，不少带头译介西方理论思潮的学者从事的都是西方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而到了国外，他们的长项则体现在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会讲外语并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现状的中国学者，要想争得发言权，就只能就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现状发言。也就是说，在国际学术界，你的中国身份决定了你只能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内拥有有限的发言权，也即你只能就中国问题发言，或者就与中国问题相关的话题发言，否则你的权威性就大可怀疑。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而言，即使我们就某一个与中国文学创作或理论批评密切相关的论题发言，也显然不能掌握在这个话题上的主导权，而必须被纳入西方汉学界的体制内围绕他们所感兴趣的话题发言。换句话说，在国际场合，中国学者充其量只能充当某个国际性活动的点缀物。 回顾自己在这二十年的国际学术交流中所走过的道路，我深有体会：不管你在国内多么具有权威性和知名度，西方学术界总是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他们完全可以根据你在国际出版机构或期刊上发表的著述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的一些学术体制内赫赫有名的“大腕”或“泰斗”级的人物到了国外，只能或者随团访问，或者通过探亲访友来进行有限的学术交流。倒是一些天资聪颖、外语基本功扎实并有一定学术实力的中青年学者，通过奋力拼搏以及与国际同行的激烈竞争，最后也能拿到国际研究机构的奖学金或研究基金。其中有些人凭着自己对国际学术前沿课题的了解和良好的外语写作训练，通过努力和竞争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这样的例子如果说在20世纪80、90年代尚属罕见的话，那么到现在已经逐渐多了起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研究者在国际学界不再“失语”了，一些知名学者还被国际学术期刊，尤其是中国研究期刊，聘请为编委或顾问，开始逐步掌握一点话语权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因为作为中国学者，即使就普遍的理论问题也许不拥有较多的话语权，但至少在中国研究方面，或在评价国际中国研究的成果的水平和质量方面，自然应是我们的长项，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理所应当地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所掌握的话语权也是极其有限的。大多数在国内赫赫有名的中老年学者，为了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一点声音进而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把自己的成果推销出去，但效果往往是事倍功半。有的人则在默默地等待某个对自己研究课题感兴趣的汉学家来“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的价值，进而将其翻译成国际通用的学术语言——英语，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 与其相反的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现象则是，国外的大大小小的汉学家，尤其是来自西方的汉学家，有的只是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且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却备受国内学界的青睐，甚至那些早先在国内学习外语后来为了便于得到奖学金而改学中国文学的“假洋鬼子”也摇身一变，成了掌握话语权的权威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国外发表了论文或出版了专著，就忘乎所以，假装外语太好故不便用母语写作，但国内的同行们却争相将他们的著述译成中文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因为国内的这些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要想走向世界，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用西方通用的语言写出符合西方学术规范的论文，通过与国际同行的激烈竞争才得以发表，但这方面的成功者至今寥寥无几。不少人由于语言表达水平过差，辛辛苦苦写出或请人翻译出的论文通过不了同行评审而付诸东流；另一条路则是不得不借助于英文翻译的中介，等待某个汉学家的“发现”。这确实令国内同行汗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