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欧美文学批评理论界，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堪称一位大师级的学者型批评家，这一点不仅为他在早年的现象学“日内瓦学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证实，更为他在七十年代以“耶鲁学派”解构批评的重要代表之身份在北美批评界产生的重大影响所证实。确实，与一般的“在野”批评家所不同的是，米勒的地位不仅得到圈内人士的承认，同时也受到广大东西方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同仁的认可。同时，尽管他在学术上素以激进著称，但他那温和宽厚的长者风度又使得他能很容易地就为各方面的人士所接受。这一点完全可以从这两件事中见出端倪：其一是八十年代他曾以解构批评的重要代表之身份在强手如林的北美现代语言学会年会上击败对手，登上主席的宝座；其二也就是他于最近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国际文学理论学会成立大会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被来自五大洲十一个国家的代表一至推举为首任主席。当然，米勒与那些一生极少著述却热衷于学术活动或学会事务工作的“伪学者”或学术活动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所获得的如此殊荣完全凭借他本身的学术实力和他的批评思想及著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米勒出生于美国东部弗吉尼亚洲，早年曾就读于欧伯林学院和哈佛大学，195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并担任过耶鲁大学英文系主任和研究生部主任，为美国大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文学教师和研究者。自1986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美国厄湾加州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professor）。米勒是中国学术理论界颇为熟悉的一位老朋友， 他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曾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兼任中国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或兼职教授。他的一些主要著作和论文已经有了一些中译本，这对我们深入研究他的批评思想不无裨益。我们这里选译的一段文字将作为该书中文版的一个章节于近期出版。 米勒自六十年代在欧美批评界崭露头角以来，一直是美国批评理论界的一位风云人物。他著述甚丰，这在美国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也属罕见。其中主要著作包括《狄更斯的小说世界》（Charles Dickens:The World of His Novels,1958）、 《上帝的消失：五位十九世纪作家》（The Disappearance of God:Five Nineteenth-Century Writers,1963）、《现实的诗人：六位二十世纪作家》（Poets of Reality:Six Twentieth-Century Writers,1965）、 《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Fiction and Repetition:Seven English Novels,1982）、《阅读的道德》（The Ethics of Reading,1986）、《皮格马利翁的诸种变体》（Versions of Pygmalion, 1990 ）、 《霍桑和历史》（Hawthorne and History, 1991 ）、 《维多利亚时期的主体》（Victorian Subjects,1991）、《地志学》（Topographies,1994）、《阅读叙事》（Reading Narrative,1998）等。这些著述基本上反映了他那漫长但却复杂多变的批评道路和学术生涯。 和二十世纪世界文论史上的另一些大师级批评理论家所走过的道路相似，米勒的批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与他的一些学术同行所不同的是，他是一位从不满足于现状的学者型批评家，也即他的批评思想总是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从而能够适应变动不居的时代潮流。但是他也不是那种人云亦云的风派批评家，他自有自己独特的批评立场。作为一位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批评家，他从事批评的出发点首先是语言，也就是说，他虽然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和其他学科的热点问题，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他首先是一位文学研究者，他的文学研究始终离不开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和分析。他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文学文本的意义是可以有多种阐释的，一文本与它文本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文性关系，固定的解释是不存在的。对文本的解构永远是阅读文本和观察世界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 作为一位有着社会责任感的理论批评家和人文学者，米勒从不回避重大的学术问题。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所有重大理论话题中，我们都可以听到米勒的声音：他在面临解构主义大潮的衰落时依然很有信心地表示，解构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将永远用于人文科学的研究；面对文学理论逐步为批评理论所取代而显出暗淡前景时，他表示出自己的忧心忡忡，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文学研究将依然有存在的理由；面对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和人文科学的萎缩之不利形势，他发出了人文学者的对策性声音；面对文化研究给比较文学和英语文学研究带来的挑战，他依然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对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关系，他也通过对马克思的文本和解构主义代表人物保尔·德曼的文本的比较阅读中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如此等等。这在当代批评理论家中并不多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始于2001年第1期的这一新开栏目中首先要介绍米勒的一个原因。 尽管米勒本人的研究兴趣和所涉猎的领域较广，但我们在这里将主要把他当作一位对我们中国的文学批评有所助益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来介绍。作为一位成绩斐然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米勒在六十年代曾深受现象学批评“日内瓦”学派的影响，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批评文字，其中不少至今仍为学术同行所引用和参照。但他决不满足于此。自七十年代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小说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开始尝试着运用解构主义的思维方法于自己的批评实践，取得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成果。他的解构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批评实践中，或者更确切地说，主要体现在他对具体的小说文本的阅读和研究中。1970年，他在一篇论述狄更斯小说的文章中，吸取了雅格布森的隐喻和转喻理论来分析《博兹的特写》。通过这种解构式的阅读，他对狄更斯式的幽默作了新的阐述，他认为，这部作品中体现出的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模仿的效果”，而是一种形象化描写的效果，也就是运用修辞手法而获得的那种效果。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米勒仍在使用传统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但实际上，他的描述并没有停止对现实主义小说的相对结构主义的分析，他分解了雅格布森最初置于“现实主义的”转喻和“富有诗意的”隐喻之间的对立。他指出，“正确的解释”是要将“比喻的东西看做比喻的东西”本身来理解，而不应看做其他任何东西。他的这些分析无疑表现出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不满，但他并没有简单地表示不满，而是表现出着意要将其发展的信心。但究竟发展到何方呢？按照他的思路，自然是往解构主义的方向发展了。1982年，米勒出版了力著《小说与重复》，这本书是作者十多年来致力于解构主义小说学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这表明，米勒这时的研究领域和兴趣主要在小说上，但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例如，他在一篇论文中就指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是走在批评家前面的。它们已经存在了。它们明确地预示了任何批评家都可达到的解构之程度。一位批评家也许可以作出极大的努力，并且在作家本人的必不可少的帮助下，使自己达到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乔治·爱略特、斯蒂文斯或甚至威廉斯已经达到的那种语言的复杂性层面。然而，他们却已经达到那个层次了，因此，他们的作品就必然以这种方式在神秘的阅读面前开放。”那么，批评家的任务又是什么呢？米勒继续写道，批评家的任务就是“对已经在各自不同的情况下由文本自身所表现出的一种解构行为作出认同”。由此可见，米勒立志要成为解构主义理论在美国的实践者，与他的同事和朋友德里达所不同的是，他本人并不想提出什么理论，而只是想在批评实践中运用某种他觉得可行的理论，这种理论一开始是现象学，后来逐步转向解构理论。但通过米勒的批评性中介，这两种批评理论在实践中达到了相得益彰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