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性的冲突 周宪:晚近现代性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都很关注的问题。我初略地翻检英文文献,发现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不但是一个研究的热点,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问题群,云集了相当一批思想家,深入到哲学、社会学、历史、美学、文学理论、科学、医学、民族史、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甚至透过现代性的视角,专门讨论宗教、知识分子、大屠杀等问题。文献之多,问题之广,讨论之深,令人惊异。所以我想,这几年中国知识界关注现代性问题,决非偶然。 李泽厚:现代性当然是当今大问题。我觉得当前整个世界也许在某种转型期的前夕,许多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检视。就中国说,正开始大步迈向现代化,因之除了注意世界性的问题,是否可以提出并不完全相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性问题,也值得学术界探讨,它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从经济、文化到政治)在现实中究竟如何走法密切相关。当然,这两个问题(世界与中国的现代性)又是联在一起的。 周宪:从比较的意义上说,传统是和谐的,而现代性则体现出内在的矛盾。它不断地呈现为两种彼此相对的逻辑和路径。一种可名之“启蒙的现代性”,另一种是“文化的(审美的、或浪漫的)现代性”。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和冲突,都可以从这个矛盾中去探寻。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现代性,无论是文化的规划还是社会的规划,都是在追求一种统一、一致、绝对和确定性,是对一种秩序的追求,它反对混乱、差异和矛盾。这必然带来一个秩序和混乱的辩证法:秩序对混乱既排斥又依赖。秩序是人为的设计、操作和控制,必然带来相反的倾向,对自然的非人为方面的关注:秩序是暴力和不宽容,必然导致对这一倾向的反抗,反过来又产生了“秩序的他者”——不可界定,不一致,不可比较,非逻辑性,非理性,含混,混乱,不确定性和矛盾状态。他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德国哲学家魏尔默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把现代世界描绘成一个由两种因素构成的图景:一个是“启蒙的规划,就像康德所构想的那样,它关心的是人性从‘依赖自我欺骗’条件下解放出来。但是,到了韦伯的时代,这个规划已所剩无几了,除了不断发展的合理化、官僚化过程,以及科学侵入社会的那冷酷无情的过程。”另一个因素是,“这个现代世界已不断地揭示了它可以动员一些反抗力量来反对作为合理化过程的启蒙形式。我们也许应把德国浪漫主义包括在其内,但也包括黑格尔、尼采、青年马克思、阿多诺、无政府主义者,最后是大多数现代艺术。”这些看法切中了现代性的矛盾内核。 李泽厚:这是一些最新话语,但我总觉得似乎并无太多新意,因为早就有人讲过,只是所用语汇不同。在启蒙时代大谈理性的同时,就一直有各种浪漫派与之对抗,对正在和已经形成的现代社会严厉批判和坚决反对,不过现在统统将之归结为另一种现代性。在文学艺术上本来就更突出,二十世纪初由艾略特、毕加索等等,一直发展下来。由不被承认到大受欢迎,成为资本社会为维持平衡、“稳定”所不可或缺的“解毒剂”。我说过,资本主义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把反对它的东西变为装饰它的东西,我在《美学四讲》曾提过“从表现到装饰”。但是把各种不同的反现代资本社会东西统统放在一起,如将尼采、黑格尔、马克思、阿多诺列为一条线索,是否恰当和准确,似乎可以讨论。也早有人认为,启蒙理性到康德便结束,自黑格尔开始就是浪漫派。但被认为与启蒙理性“恶果”有关的纳粹,有人却以为是浪漫派特别是反理性主义的成果,如卢卡契。集权主义是由于启蒙(理性)过头还是启蒙(理性)不足呢?英美就没发生集权主义。看来,问题远为复杂。 周宪:如果我们把两种现代性的冲突视为理解现代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张力,那么,两者的对立和互补关系可以具体描述为一系列层面: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视为以数学或几何学为原型的社会规划,那么,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则是对这种逻辑和规则的反抗;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视为秩序的追求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就是对混乱的渴求和冲动;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视为对理性主义、合理化和官僚化等工具理性的片面强调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正是对此倾向的反动,它更加关注感性和欲望,主张审美—表现理性;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当作一种对绝对的完美的追索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则是一种在创新的变化中对相对性和短暂性的赞美;假如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看成是对普遍性片面强调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则显然是对普遍性的反动,是对平均一律的日常生活的冲击,因为它更加关注的是差异和个性;如果说启蒙的现代性把意义的确定性作为目标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则是对意义不确定性与含混多义的张扬,甚至是对意义的否定;倘若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界定为对人为统一规范的建立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无疑是以其特有的片断和零散化的方式反抗着前者的“暴力”,它关注的是内在的自然和灵性抒发;假定启蒙的现代性造就了日常生活的合理化和刻板性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化正好提供了一种世俗的“救赎”和“解脱”。审美现代性,作为源于启蒙现代性的文化产物,它的存在似乎正是为了破坏导致它诞生的那个根基。所以,代表这种审美现代性的现代主义文化,又被西方艺术家和学者称为“打碎传统的传统”(劳申伯),“对抗文化”(屈林),“否定的文化”(波吉奥利),“反文化”(卡弘),“自恋文化”(拉什)等等。一言以蔽之,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