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到陶谢李杜，直至宋元明清各代，都有不少风华绮靡、清丽绝伦的佳作。同时，中国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度，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庄子那样汪洋恣肆，如天马行空般的出神入化之作，以及孟子那种如长江大河滔滔滚滚、气势雄浑的犀利宏文。后来则既有象司马迁的《史记》那样的宏篇巨制，也有象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那样的情味隽永的小品。自此以后，尽管王朝屡有更迭，国势时有兴衰，但“江山代有才人出”，历代都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中国的读书人可以说从小就浸染在这些诗文之中，朝夕讽诵，潜移默化，这些名篇的精华，几乎成了他们各自情性的一部分。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人文荟萃的礼义之邦，以悠久的文明古国享誉全球，正是与这些源远流长、异彩纷呈的诗文传统密切相关的。令人遗憾的是，“五四”以后的白话新诗，虽然出现过不少名篇佳作，但与我们祖先所创下的辉煌业绩相比，不但黯然失色，简直要令我们自叹不肖，无地自容。至于散文，在二、三十年代，尽管文人们已不再用几千年来用惯了的典雅秀丽的文言，而改用被人讥为引车卖浆者之流所说的粗鄙的白话，却也写出了许多雍容舒徐、意味隽永的佳作，使一般对白话文不屑一顾的遗老遗少们，也不得不缄口结舌，不敢再行轻视了。 不过好景不长。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持续八年；继之以三年解放战争。十数年的战乱，文人们奔走救亡，流离失所，连摆一张书桌的地方都难得，哪还有从容为文的心情。而散文，恐怕是最需要一种从容自在的心情的。这种心情，即使在建立了新中国以后，由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似乎始终没有得到恢复。因此，几十年中，可以一读的散文，数量十分有限。新时期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切都走上正常健康的道路，人们又开始能运用自己的头脑来思想，能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心情了。这就又逐渐出现了不少令人爱读的散文。由于政策的持续稳定，散文的繁荣势头，似乎正方兴未艾，实在令人高兴。 散文的范围、体式，最为广阔无边，门类之广，品种之繁，几乎历数不尽。中国的散文，一向是与韵文、骈文对称的，凡不属于诗、词、歌、赋以及曲子之类的篇什，都称为散文。但现在一般人所爱读的散文，则范围并不这样宽泛，指的只是美文，或者英国人称之为essay的一类。二、三十年代的许多人，都把中国当时一些好的散文，溯源于英国的Charles Lamb，Thomas De Quincey，William Hazlitt等人的作品。其实，我觉得完全无需远攀异域，到海外去寻根认亲，咱们中国古代，也不乏这一类妙发性灵，独抒怀抱的名篇。不过，“五四”时代的新文人，在当时为了向沉重地压在头上的古老传统开战，不得不求助于外力，而向异域去搬取救兵，这也是情理中事。特别是英国有一种所谓Familiar Essay的，有人译为“絮语散文”，因为文体的亲切，随便，侃侃而谈，无拘无束，对大家最有吸引力。我自己也是很欢喜这一类文字的人。记得在中央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是读的国文系，却也常常去旁听外文系的课程，象范存忠、俞大絪等先生的课，就都听过。听的最多的，是柳无忌先生的英国散文。柳先生最喜欢Lamb，我课余也常常把《Essays of Elia》拿来翻阅。今天执笔写此文的时候，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犹历历在目。柳先生今尚健在，但远处异国，他当然是并不记得我这个学生，尤其不会知道我正在怀着无限的温馨想念他呢。 由于散文是最广阔，甚至可说是漫无边际的一种文体，因此它是最自由，最容易写，也是人人能写，人人会写的一种文体。莫里哀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原先以为散文是一个十分堂皇的高不可攀的名字，后来知道原来自己每天所讲的就是散文，竟大为惊奇。然而，他当然不但不会写出好的散文来，就是说的话，也不但很少意味，甚至还常常会语无伦次，辞不达意。散文，看来是最容易写的，其实也是最难写的。十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本来，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要显示作者的性情和品格的，但在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中，作者常常用韵律节奏、故事情节等把自己装裹起来，使读者不容易一下子看清他们本人的庐山真面目。散文则不然，作者毫无装扮，甚至不衫不履，迳自走了出来。凡有所说，都是直抒胸臆，不假雕饰。他仿佛只是在喁喁独语，自吐心曲；或如面对久别的故人，正在快倾积愫。读者通过他的作品，一下子就看到了作者本人，看到了他的本色本相。所以散文是最见性情之作，既是最容易写的，也是最难写的。一切没有真性情的人，或者不是真有话要说的人，最好不要来写散文。”（《柯灵散文选》读后）这意思就是说，散文要有真性情，它不受拘束，最忌造作，要自由自在，逞心而言。我以为散文的“散”字，下得很好。它不但不讲韵律，无需对偶，什么严整、匀称等等都可以在所不计，总之是无需刻意求工。但是，凡事总难免有一定之规，文章也得有章法，完全不守规矩，就有可能画虎类犬，刻鹄成鹜，不成文章。不过古人也说过，“文无定法，神而明之”。或者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难就难在要能入“神”，要能成为“妙手”。这还是得靠功夫，就是说需要历练；要有修养，要使自己的学识品性能成为一个有滋有味的人。这些都是“功夫在诗外”，不是一蹴可成的事。我现在想讲的是，许多人都说散文要“形散神不散”，他们是从文章本身立论的。我却想从人的方面来讲这个“散”字。我以为这个“散”字，可以解为散淡的“散”。诸葛亮在司马懿大军压境、直逼城下的时候，万般无奈，只得摆起空城计来。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事，京戏中诸葛亮的一句唱词“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听来不但回肠荡气，令人低徊流连，咏叹再三；而诸葛亮那种野云孤鹤般的襟怀，潇洒中难免有一点苍凉颓唐，更使人感到天地悠悠，世事沧桑，不由得平添不少感伤。而诸葛亮在这样的时候，能从容地自抒怀抱，说自己是个散淡的人，那是真够“散淡”的了。诸葛亮唯其是个散淡的人，所以后来尽管有违初衷，不得已做了刘备的谋臣，建立了不世的功勋。而他的文章，虽然为数不多，但流传下来的，也都是不乏真性情的好作品。这关键，我认为就在于诸葛亮是一个能够“散淡”的人。能够散淡，才能不失自我，保持自己的本真，任何时候都能不丧失理智的清明；做官能够不忘百姓，写文章能够直抒胸臆，绝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这就自然能够写出些别人爱看的好文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