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2)05-0061-07 在我国，由于长期盛行的“工具论”、“内容决定形式”之类主张严重危害了文学的发展，新时期以来，越来越重视“文学性”，越来越强调“文学性”，也就成为一种似乎是颇具必然性的理论选择。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样一种对“文学性”的重视，是必要的，不仅深化了我们的文学观念，也有效地提高了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平。有许多作品，无论是在语言的诗性化，还是在抒情与叙事技巧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文学高度。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文学的影响却日渐衰微。这当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文学自身的内在感动力与震撼力不足，恐亦是事实。尤其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坛上，真正动人心魄之作越来越少。这种状况，大概已很难再归咎于“文学性”的缺失，相反，应该引发我们深思的倒是：在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方面，“文学性”追求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在文学作品的构成方面，“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关系究竟如何？ 何谓文学性？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雅可布森的见解，是指“使某一作品(文本)变成文学作品(文本)的性质”[1](P20)。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的具体看法是：指对词语进行安排和加工的技巧，是将事物“奇异化”、将形式艰深化的艺术手法等等。什克洛夫斯基曾明确强调：“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2](P10)这样一类着眼于艺术形式、艺术表现技巧而得出的关于“文学性”的界定是否成立，当然也还值得怀疑。如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就曾质疑道：“我们尚无真正的标准，把文学语言结构与非文学语言结构区分开来”[3](P27)；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说得更为明确：“关于文学性，我们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定义”，“把某文本的文学性效应局限在语文手段的表现范畴之内，仍然会碰到巨大的障碍，因为所有这些因素或手段都可能出现在其它地方，出现在非文学文本之中”[3](P33)；前苏联学者巴赫金亦认为，实际上“日常话语与诗话使用同样的手法、同样的隐喻游戏、同样的规则”[3](P46)。但相对来说，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们的见解，还是更为切近文学本体特征的。 在非文学文本中，虽亦不乏“奇异化”、“隐喻游戏”之类的技巧与规则，但在文学文本中，这类技巧与规则毕竟更具主导地位。一首诗歌，无论缘于怎样的情感，如果只是直白地狂呼乱叫，缺乏诗性技巧，是很难动人的；一篇小说，无论取材多么新颖，意义多么重大，如果文笔枯燥，如果只是流水账式的人物生活记录，是不可能为人喜爱的，甚至称不上是文学作品。但在承认和强调“文学性”的同时，我们又应意识到：从整体上来看，文学又决非仅是“文学性”的产物。比如一首诗歌，如果缺乏真情实感，无论诗人施之以怎样的语言技巧，也只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同样难以动人；一篇小说，如果情节低俗，或取意平庸，无论语言多么“文学”，技巧多么高超，也同样难以成为优秀作品。只有具备了“文学性”，才是“文学作品”，这在逻辑方面自是无可辩驳的，但下列逻辑同样无懈可击：“文学性”是相对于“非文学性”而存在的，如果没有了“非文学性”，“文学性”又何以体现？ 与能够“使某一作品(文本)变成文学作品(文本)的性质”相对应，那些不能使某一作品变成文学作品的性质，自然就该算是“非文学性”了。如体现于文学作品中，与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词语安排、加工技巧、艺术手法等“文学性”因素没什么必然关联，亦可用其他“非文学”文体呈现的作家的人生感悟、思想观念、理想追求，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类生活方式、生存问题等等。而举凡文学作品，能离开这样一些方面的“非文学性”吗？文学艺术，不论如何界定其特性，如何论证其本体，终究是人类的生活境况、意志愿望、情感意绪的表现，是人类文化观念的结晶，因而原本就是“文学性”与“非文学性”水乳交融的产物。如果将二者机械地对立、割裂开来，大概也就不存在文学了。 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与之相关，文学作品通过“文学性”给予读者的艺术化、审美化的欣悦与满足固然重要，而其中隐含着的化育人心、提升道德、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力量，自是更为重要。也许正因如此，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曾在《诗艺》中强调：“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4](P142)美国当代学者阿瑟·C.丹托亦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艺术中的真可能比美更重要。它之所以更重要，是因为意义重要。”[5]贺拉斯所强调的能够“左右读者心灵”的“魅力”，丹托所说的“艺术中的真”所显示的“意义”，自然不是指“文学性”，而正是“非文学性”。不论文学创作怎样创新，不论文学思想如何解放，对于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来说，这样一类“非文学性”之论，不也同样至关重要吗？文学作品当然不应成为传达某种思想的工具，但同样不可以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意义”。如果失去了这样一类“非文学性”的“思想”、“灵魂”与“意义”，文学还有多大价值？ 从文学评价的角度来看，一首诗、一篇小说可以是“文学作品”，但不一定是“好作品”，更不一定是“大作品”。而仅凭“文学性”尺度，在很大程度上，恐只能判定一篇文章是不是“文学作品”，却难以判定是不是“好作品”，更难以判定是不是“大作品”。如中国汉代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长杨赋》等，虽有文笔恣肆，辞采华美，音韵铿锵，写物图貌亦可谓穷形尽相之类很高的文学性，但因如同扬雄本人已意识到的“劝百而讽一”之类“非文学性”意蕴的肤浅，如今，除了文学史家们，大概已很少有人能够为之吸引了。又如中国的古代小说《肉蒲团》、《痴婆子传》、《如意君传》之类，在人物刻画、叙事技巧、语言表达等方面，也都是颇具文学性的，但因情趣低下，事涉淫秽，而为文学史家们所慎言。这类的“赋”，这类的“小说”，你虽不能否认是“文学作品”，但却很难说是“好作品”，更不好说是“伟大作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