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感性  

——在麦克卢汉、海森伯和庄子之间的互文性阐释

作 者:

作者简介:
金惠敏,陕西师范大学曲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理论、文化理论、中西哲学和美学研究,电子邮箱:jinhm@cass.org.cn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以麦克卢汉对海森伯和庄子的援引和评论为根基,以技术与感性为中心议题,本文试图建立起三位思想家之间的互文性阐释。在此互文性阐释中,海森伯徘徊在主体统一场和客体统一场之间,而麦克卢汉则径直从电子媒介技术走向主观统一场。庄子是这两个极端的综合和超越,即在感性活动中通达世界本身。对于他们三人来说,现代技术通向的是美学。换言之,现代技术内在地具有美学的维度。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5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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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麦克卢汉、庄子、海森伯放在一起谈论可能具有先天性的障碍,其一是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文化或理论系统;其二,麦克卢汉论及庄子和海森伯的文字少之又少,“文献”“不足征也”。但是对于“技术”这一堪以界定现代社会的主题,他们三位的思想则是异乎寻常地丰裕,且贡献甚巨。麦克卢汉是媒介时代的技术理论家,而技术又是海森伯表现为对经典物理学的认识论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庄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虽不可与现今同日而语,但它确已浮现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矗立成一个哲学思考的对象。前人对他们三人的技术思想分别做过不少探讨,然而能够将他们三人联系起来,让他们同时进入互文性阐释的著述,看来尚祈来者。

      本文拟从麦克卢汉对于庄子和海森伯的援引和评论出发,把它们作为一种契机,将我们对于技术本质的追寻导向他们之间潜在的互文性阐释。所有“阐释”(inter-pretation)都是相互阐释,相互召唤,相互激活,以及相互呈现。表面上看来是麦克卢汉去阐释庄子和海森伯,他是施动者,而实质上其亦为被动者,即他同时被后者所阐释。阐释者必被阐释,这不关阐释者的意愿。互文性阐释,若是依据克里斯蒂瓦的看法,则可能带来“互文不确定性”,文本的自主性、权威性在互文中被颠覆、瓦解,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带来“互文确定性”,文本在互文中被定位、勘测、厘清,从而被效果化,如传统中国解释学命题“互文见义”所表明的。

      经过这样的互文性阐释,本文将走向现在读来可能使人惊厥的断语:庄子,或扩大而言,中国文化,是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标尺,他以此检验、评骘媒介技术的后果;是海森伯技术论述的归宿或真谛,他之返回柏拉图也是回到庄子,当然,再往上说,也是回到老子。不过,庄、老或中国文化此一形象之生成反过来同样依赖于与麦克卢汉和海森伯的阐释性对话。思想的互文将是彼此的增益。

      一、海森伯:技术的经验后果

      麦克卢汉并未直接读过庄子文本,他是通过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伯(Wem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结识庄子的。海森伯在其《物理学家的自然观》一书引述了庄子“抱瓮出灌”的故事(“The Physicist's Conception” 20-21):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

      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

      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

      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郭庆藩433-34)

      海森伯不能完全同意庄子对技术的弃绝,因为第一,就历史层面而言,它无法解释何以“两千年过去了,人依旧在创造着世界上最美丽的艺术作品,这位圣人所言及的心灵的纯白状态从未丧失殆尽”(“物理学家”9)。①海森伯看见,“在多少个世纪的长河中,它(指心灵的纯白状态——引注)可能表现得起起伏伏,但总是在其全部的丰硕果实中再度显示出来”(“物理学家”9)。第二,海森伯进一步辩驳:“毕竟,人类(human race)的出现乃工具发展的结果”(“物理学家”9)。在哲学层面上,这意味着,工具或一般而言,技术,是人之为人的前提,是人的类本质;否定技术便是否定人的类存在。恩格斯早就断称过“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1),且未曾忽视工具于劳动中的作用;不过,在他似可继续争辩的是:劳动的真髓在于对工具或技术的使用;而单单的使用肢体(甚至重要如手者)之作用于自然界则止是“本能”,不堪以“劳动”称之。还是海森伯来得透辟:“人类的出现乃工具发展的结果。”若套用恩格斯的句式,海森伯一定会不犹豫地说:技术创造了人类本身。基于以上两点论辩,海森伯于是坚持:“技术本身(technology itself)绝不能解释我们时代何以丧失了对于那么多价值准则的意识”(“物理学家”9)。与庄子的“为圃者”不同,海森伯毅然决然地为技术免除责任。

      但是,若非技术造成了人类在现代社会的心灵危机即“神生不定”,那么依据海森伯,其肇事者又将是在哪里逃匿着呢?海森伯接下来的一段话好像顷刻间就要将其缉拿归案了,然而实际效果却是愈加地踪迹杳然:

      如果把大部分困扰归咎于最近50年内技术的突然涌现及其——与以前的变化相比——迅猛异常的发展,也许我们将更接近于真理。与前此世纪截然不同的是,这种迅猛的变化简直没有给人留下时间去适应新的生活情况。不过,对此前所未有的人类困境的性质,这仍不算是恰切的解释。(“物理学家”9)

      不说“技术本身”而说“技术的突然涌现及其[……]迅猛异常的发展”,二者之间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因而也不会更趋近于问题的答案。兴许能够看到希望的是,倘使技术缓缓地发展,而不是迅疾地推进、爆炸性地奔突,人类当会心态从容地应对其效果。但海森伯旋即又打消了这种希望:技术发展的缓急问题与现代“人类困境的性质”无关!这真有点儿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但是对于技术时代“人类困境”的特征,海森伯的描绘又毫无歧义地清晰。这庶乎提供了一种机会,由此而顺藤摸瓜,以期最终找出其真正意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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