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方法与普适形象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易容,传播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桂林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形象学从比较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发展而来,其在比较文学中界定的研究范畴主要是“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不过形象本身是一个更具普适化的概念,在当代传媒社会中更远远超出文学艺术中的“异国形象”范畴。在符号学视域下,形象作为“符号印象感知”的界定指向一个更具宏阔的形象意涵。此一意涵的廓清提供了“普适形象学”的基础,而普适的当下意义,是形象问题已经转变为基于当代传媒文化的广义文学文本中一种有关符号印象的形式规律研究,其对象涵涉社会文化中一切可作为独立对象的认知单元。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5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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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既是一个古老原始的朴素命题,又是一个时尚新鲜的话题。中国古代“圣人设卦以观象”是要给无形之象提供具体可观的“形象化”线索。佛教中所说“法相”也可以看做形象的某种面相,佛学中称为“真如、实相”①,乃是认识事物的重要概念,法相乃是诸法显现于外各别不同的相。所谓诸法之相状,包含体相(本质)与义相(意义)二者。另外又有三十二法相,乃是如来应化之身的说法。佛学中的“法相”并不仅仅形之于外,而是包含体相和本真的综合概念。

      西方世界以基督教为典型的宗教曾对具体的形象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其认为人创造的形象是无生命、无精神的物质对象,它妨碍信仰的精神性。因此《旧约》强调上帝的不可知和虚空性。摩西十诫中有“不可为自己雕刻形象(image)”(《出埃及记》20:4)的训诫。不过及至《新约》时,上帝道成肉身,上帝之子作为“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神的显现,他最终成为万世楷模。可见,精神性追求无论在东、西方均无法回避对形象问题的探讨。

      现代生活中,形象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人们通过复杂的着装、修饰来美化自己,甚至不惜做手术来打造个人形象;现代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越了产品本身的重要性,成为赢得市场的关键要素。在更宏大的城市乃至国家层面,形象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环节和重要战略。按理说,形象问题如此复杂并广泛牵涉社会生活面,那么“形象之学”自然也会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但就当前学术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形象学②却尚未在普适意义上形成理论体系。目前的形象学,或委身于比较文学的“异国形象”文本分析,或是纯然的成功学操作方法通俗读物(如个人形象成功学、企业形象学等)。

      不过,在符号学方法逻辑下,形象作为一种符号认知方式的归纳,这种情况倒是有所改观。有人文科学之数学美誉的符号学当有助于在更宏阔的社会意义上廓清形象的基础概念。以此为基础,以形象的普遍规律为研究旨归,形象学作为一门学科应有之义也就相应地有了讨论的原点。

      一、从文学形象到传媒景观

      据《辞海》所载,形象原含“状貌”之义。《尚书》中说:“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商书·说命上》)现代汉语中形象一词兼做形容词与名词。作为形容词时,指“逼真而具象”。在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中,依抽象程度的分类中最具象的一类符号——像似符号,且通常像似程度较高的那种像似符号。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形象与逻辑相对,是一种诉诸直观、感性的认知方式。形象既可以指向实有其事,也可以指向虚拟意象。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形象思维也称“艺术思维”,释义为“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借助于形象反映生活,运用典型化和想象的方法,塑造艺术形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1](P1526)。形象作名词时,一是指“具体的形状或姿态”,二是指“文艺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的、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生活图景,通常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2](P1526)这个意涵说明,形象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有着不同于日常使用的专门意涵。这个意涵也是形象学这个学科概念从文学艺术中发展而来的主要线索。

      文学中对形象的研究和使用通常可以分为“语象修辞层”和“他者感知层”。其中,语象修辞是文学中谈及形象与形象思维有关,是形象的早期主要含义。流沙河所著“十二象”系统阐述诗歌意象理论,即是文学中的形象问题:分为易象、象征、兴象、喻象、拟象、隐象、典象、赋象、意象、意象派一例,客观对应物象、象外之象,凡十二篇,合称“十二象”。[3](P121-422)此处的形象主要是指通过修辞而生成的文学“语象”。语象的问题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口语修辞传统——“ekphrasis”。它的希腊文原意是“说出、充分描述”(看到的场景)。其词根phrazein即是“表明、告知或说明”,ek是表强调的前缀。ekphrasis在希腊原文中口语化特征显著。因此,ekphrasis用来指称那些以语词来实现的各类栩栩如生的描述。ekphrasis的修辞技巧是对视觉事物的口语再现能力。

      现代文学讨论文学中的形象对应于西语image一词。由于image一词与中文的形象一词均多义,包括情境、象征、人物、描述、比喻等诸多用法,这些不同情况在交错使用中几乎乱成一团。故该词在文学批评中多受指责,燕卜荪等文学理论家甚至坚持抵制该词。[4](P133)新批评一派学者采用了icon一词来专门指代文学作品中语言生成的形象。维姆萨特称之为“verbal icon”并以之为题探讨了诗歌文学中的“语词之象”。赵毅衡在《新批评》一书中专门讨论了该术语的翻译问题。他指出:“根据新批评派的工作范围,他们所注重的是具词的象,而不是具象的词,是verbal icon,而非iconic words ……因此,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语象’一词与新批评一派所谈的image的意义比较能相应。”[5](P135-136)童庆炳接受了这种界定并进而将语象界定为“语言级的形象,具词的形象,包括描述的、比喻的、象征的三种类型”[6](P168)。在现代文学批评界,语象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维姆萨特曾宣称,一首诗应该成为一种语象,这一观念不仅代表了一种文学批评思潮,它甚至被看做20世纪前期艺术世界在总体上的本体论诉求。雷奈·韦莱克和奥斯丁在其《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中,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对语象做了四个层次的分级:言语之象、比喻之象、象征之象和神话中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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