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是一个重要的公共话题，公众参与这个话题的广泛程度决定了公共性的质量。不存在古今通用的标准版公共性，每一个历史阶段无不倾向于提出和论证公共性的某种独特方面。尽管如此，“公共”是相对于“私人”而言，二者相互依存；没有私人领域，也就没有公共领域。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这个术语的首要特征是“最大程度的公开性”，即公众有条件看到或者听到。“公共”同时表明，接受公众关注的事务意味着足够的分量，种种无关紧要的私人事务或者私人兴趣没有资格占据公众的视野。阿伦特继而指出，“公共”另一个特征指的是世界本身。在她看来，世界处于人们之间，如同一张桌子的四周坐了许多人：“这个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in-between)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①。 如果生活于这个世界的人们漠然相向、离心离德，那么，历史必将难以为继。这时，正如阿伦特所言：“只有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和世界随之转化为一个使人们聚拢起来和彼此联系的事物的共同体，才完全依赖于持久性。如果世界要包含一个公共领域，它就不能只为一代人而建，只为活着的人做规划，它必须超越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②不过，阿伦特又补充说，公共领域包含了“无数视角和方面”：“公共领域的实在性依赖于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在其中，一个公共世界自行呈现，对此是无法用任何共同尺度或标尺预先设计的。因为公共世界是一个所有人共同的聚会场所，每个出场的人在里面有不同的位置，一个人的位置也不同于另一个人的，就像两个物体占据不同位置一样。被他人看到或听到的意义来自于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和听的。”③当然，“无数视角和方面”包含了分歧的方向，公共领域的意义并非复述一个同质整体的决议；如果“无数视角和方面”的交叉产生了某种共识，那么，这多半是交流、辩论、博弈和协商的产物。所以，“公共性”的实质内容不在于推出一个现成的结论，而是围绕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多向的思想探索。 那么，文学贡献的是什么？作为“无数视角和方面”之一，文学看见了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如何卷入公共领域的纷杂辩论？这即是文学显现的“公共性”。当文学聚焦日常生活的时候，文学的公共性必须显示一个答案：琐碎的日常生活如何进入公共领域，并制造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学崇拜的个人情怀及其独异风格与公共问题的普遍意义如何衔接？阿伦特对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小玩意儿”似乎不那么重视。在她看来，这些“迷人”的小玩意儿无关宏旨，仿佛仅仅证明某种私人兴趣。公共领域是一个容量巨大的空间，追求的是宏伟，而不是迷人。这时，如果企图替文学进一步辩护，或许可以援引阿伦特的另一个观点：“日常关系的意义并不揭示在日常生活中，而是揭示在罕见的行动中，正如一段历史时期的意义仅仅在少数照亮它的事件中显示自身。”④换言之，文学不是日常生活的单纯记录，文学是探索、分析、搜集和汇聚日常生活之中足以酿成重大历史事变的能量；文学所拥有的心理动员进而使这些能量扩散至公共领域。因此，文学可以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⑤。这是文学公共性最具成效的时刻。 相当多的时候，公共领域的辩论围绕多重的利益博弈展开，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纷纷慷慨陈词，表白各自的立场。这个意义上，公共性的很大一部分即是政治性。然而，许多人主张，文学尽快与政治性脱钩。当阴谋、极权和失控的野蛮愈来愈多地篡夺了政治的名义之后，“政治性”时常被视为一个声名狼藉的概念。文学嫌恶地甩下政治的纠缠，康德的美学思想充当了一个强大的理论掩护。人们力图斩断审美与社会的关系，文学的自律如同这种论断的一个派生观念。如果没有摆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姿态，许多人几乎不知道如何向文学表示敬意。相当一部分的现代主义文学与这种观念做了呼应，作家坚信文学的目的在于自身。文学仅仅注视文学内部，种种内在风格形成了自足空间。拒绝了历史、社会、政治或者公共性这些混乱的骚扰之后，一种纯粹的文学有望诞生——“纯文学”演变为许多理论叙述的唯一路线。在20世纪后半段，尤其是文化研究蔚为大观之后，这种幻觉逐渐破灭。即使是隐秘的内心波纹或独异的文本结构，人们仍然可以察觉各种政治压力的痕迹。对于某些远离历史社会的现代主义文学来说，“远离”即是别一种政治表白。“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⑥，这一点已经由阿多诺阐释过了。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曾经意识到公共性吗？“士”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称谓，他们时常“以道自任”，并且坚信“道尊于势”的观念，纵横议论时政⑦。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公共性的实践。科举制度吸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政权体系，他们拥有名正言顺的议政空间。他们同时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生产主体，念念不忘“原道”、“征圣”、“宗经”；许多时候，文学的“兴”、“观”、“群”、“怨”构成介入公共事务的具体形式。文学对于公共事务的助益曾经赢得统治阶层的认可，例如“观风”传统。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到采诗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从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兴寄”、“讽谏”、“补察时政”的传统不绝如缕。许多知识分子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儒家推崇的人格典范转换为关注公共事务的责任心。他们持有一种共同观点：如果诗文的写作无助于济世匡时，徒然追逐一套华丽的词藻，那么，“玩物丧志”必将形成一个危险的陷阱。 然而，那些镜花水月、禅意空灵的诗文显示了何种公共性？司空图形容某些诗作“脱有形似，握手已违”或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崇尚“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种种冲淡曼妙的韵味怎么能衔接公共生活之中的契约、制度或者斤斤计较的财政预算方案？在我看来，拒绝投入社会即已表明了诗人对于公共事务的失望。“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宁可与孤云群峰为伍，也不愿意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世俗氛围，这已经隐含了负面评价。当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中，陶渊明式的主动归隐为数不多，许多人的出世姿态来自怀才不遇的失意。回应朝廷的冷落乃至放逐，寄情山水、浪迹江湖是“独善其身”之际的明智选择。道家或者佛家对于尘世的旷达、超脱与自然的精微体味，汇成一种若即若离的心境，这终于促成了“意境”的诞生。“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或者“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建《题后山寺破禅院》)不仅再现了恬静的景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诗句暗示了社会生活的势利、嘈杂、鄙俗和凶险。至少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撤离或者缺席公共事务恰恰是文学公共性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