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日常生活曾经是现代社会矢志不渝的改造对象。现代社会需要组织一切力量去完成现代化大业。它是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它要求日常生活全面服从这个宏大目标。然而，日常生活由于其固有的个人性、惰性、异质性而难以符合前者的要求，一方面代表的是崇高、悲壮、英雄主义的人文风格，另一方面则显得平庸、琐碎、卑微。两者呈强烈对比而日常生活本身无法获得意义，无法获得显身于现代世界中的合法性依据。除非将它彻底地置于现代目标的控制之下，打碎它的自身逻辑，将它完全同质性，才能去除其平庸性质，获得崇高的意义。这种改造的企图作为一种梦想的同时，也给知识分子带来无法实现的焦虑与对日常生活的谴责和愤怒。这种企图只有转化为一种制度的力量才得以大规模的实施。在我们的记忆中，曾刻下鲜明的一页，那时，日常生活在诗人笔下变得“热火朝天”，曾有无数英雄、模范昭示着人们努力把日常的每一时间、每一行为与社会的总体目标联在一起。毋庸细加证明，这一现代诗意化的进程的同时也意味着人成为一架机器，一颗螺丝钉，一块砖，一种手段，一种对人感性欲望的全面压抑。而且，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非但没有使人们接近那个伟大目标，反而离它越来越远。 九十年代，日常生活似乎以独立的姿态呈现出来，它从社会那个远大目标中侧身而走，建立起自身的运转逻辑。这似乎证实了九十年代的大转型。但人们不要忘记，它是八十年代奋斗的一大成果。在八十年代的制度变革中，给人民以实惠成为制度合法性的基础，并达成消费有利于刺激生产力的共识。而启蒙主义关于“个性”、“自由”的价值建设，也为日常生活的悄然增长提供了文化依据。就是在今日，当日常生活遭到威胁时，那些并非知识分子的普通百姓也能迅速操起相类似的语词为之辩护，换言之，日常生活的独立增长在文化上得益于启蒙主义对专制社会的抨击，在经济和政治上缘自于一种新的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观念以及由此设计的似乎能与日常生活相安无事的社会目标。然而，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之所以成为人们无法漠视的存在，正在于八十年代式的充满信心的平稳的推动到如今已成为谜一样的问题。对一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要解决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容易，毋宁说，现代化本身就蕴含着这个问题。在沿海与内地之间、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资本的不同投入意指着另外一种状况：当人们认定九十年代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时代时，消费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当下的主导行为，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遥不可及的妄想，后者只配生产并成为前者的消费来源。而当两者之间的关系出现断裂，消费妨碍社会目标的实现时，命运之手将毫不留情地对付“日常生活”——如果说这些问题必须在经济学家的实证下才能得以明朗的话，那么，在文化上的征候早已出现：一方面，以内地、乡村为依托的作家们近乎以仇视的态度看待都市日常生活的“堕落”，把那些得意洋洋地享受生活无穷乐趣的成功人士称为污浊的人；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并没有认可日常生活的个人性的价值，它在大众传媒上仍坚持不懈地宣传着远远高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伦理规范、宏大目标，尽管这种宣传的有效性已非常有限，值得深思的还有启蒙主义的受挫。其中的缘由当然极为复杂，但仅仅归之为政治的强势显然不适合。事实是对立面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至少不再有直接的压制时，启蒙主义却也不再强大，其中就有着面对日常生活崛起后的沮丧心理。当富有人性的设计转化为生活实践时，它由诗意变为平庸的事实足以让人震惊和无奈。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启蒙主义无法确立这种日常生活的意义。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启蒙主义能够从中找到的积极意义只在于：它能消解专制主义。换言之，日常生活自身毫无意义，它的意义在社会功能上面。 于是，一种在文化上不得不被重视的日常生活却得不到意义的支持，这对于日常生活而言无疑处于危险的境遇之中。它变得暧昧不清，无法理解与阐释，成了一种认识论无法到达的领域。至今为止，对九十年代日常生活具有直接描述能力的是所谓后现代主义者。他们从中看到的是启蒙主义的死亡、现代性企图的失败、宏大叙事的破产、精英主义的消逝。仅仅就描述而言，这一切恐怕不难同样为启蒙主义者与精英知识分子同意，它表明日常生活已脱离了知识分子的影响范围。不过，在后现代主义者眼里，这幅充满感伤与失望的图像转化为一种喜剧，他们带着嘲讽和快感的神情欣赏着知识分子的窘态，拍手称好将一切伟大、神圣、终极价值、理想主义送进坟墓。因此，最激起他们阐释兴趣的是诗人之死、导师之死，是浪漫爱情的终结、宗教哲学家的落荒而去等等文学内外的事件。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这个命题对于留恋诗意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困惑和纠缠心灵的，对于后现代主义者，则是轻松与快乐的。在他们的描述中，日常的意义就在于此。概言之，他们赋予日常生活以后现代性质，它脱离了现代性牢笼。如此，回到纯粹的本质的日常生活便是到了后现代，一个只有当下没有历史、只有平面没有深度和本质，只有个人没有主体，只有游戏与快感没有悲天悯人与价值，最终而言只有瞬间和散乱的“状态”与“表象”而没有任何意义的时空。在这种描述中，日常生活成了一块失重的飘浮的大陆，一种“无物之阵”，没有人能把捉它的精神与灵魂，其间充满欲望与诱惑，人们除了接受那些表象之外，没有更大的作为。——这与其说让人看到了后现代的狂欢场景，不如说令人发现了在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又一次深刻的危机，一种令人不安的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在我看来，九十年代那些被称为后现代小说的叙事作品所写下的与其说是喜气洋洋地告别现代性不如说是对丧失意义支撑的日常生活的惊恐与无可奈何的认可。可以想象，如果一任日常生活在无意义的状况中飘移，现代性这只巨手不会袖手旁观。 所谓后现代与现代性的分离其实体现的是现代性自身的裂变。日常生活在其中的悬浮的位置正是现代性裂变之处。在二十世纪中国，日常生活的无意义的焦虑往往是诗人的心灵直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诗人在自我的日常天地间如何烦躁不安，徘徊不已，任何安慰也无济于事，他们又如何坚决或痛苦地判处它以死刑，投奔到社会洪流之中，为新生活而欢呼，又如何丧失生活的灵感，或重新回忆起曾有的生活，失去意义的日常生活与丧失日常生活的意义都是无法忍受的。正是现代性——后发国家的现代性难以综合这两方面。现代性只能容纳符合其目的的日常生活，而威胁着脱离其控制范围的日常生活，而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并不能一脚踹开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