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活动作为人类感知、意志、情感与思想特殊精神定向的产物,与人类其他活动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当人们进入到文艺活动中的时候,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审美感受与评价。所以,自古至今,传统的观点一直是把文艺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经验类型来看待的。有国内学者指出:“由于审美经验总是和艺术作品联系在一起,传统美学的普遍看法是将审美经验当成艺术的特征和评判艺术品价值的标准,这种看法很多年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即使在当代,它仍然影响着很多非常杰出的艺术哲学家。”①尽管这种传统观点在现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受到一些理论家的质疑和排斥,但并未能够从根本上否定它。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发展中,文艺具有审美本性与价值的观点也得到了较为普遍的理论认同,审美价值论成为重要的文艺价值学说。不过,在我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界,除个别论者之外,大部分学者并不是孤立地来看文艺的审美本性与价值,而是将它作为文艺的特殊性质,并在与其他性质的结合中对其加以论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艺本性观。然而,由于这一问题的理论言说历史异常悠久,涉及的理论观点纷繁多样,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审美概念与审美价值问题,并没有共识性的认识,所以今天依然有对此一问题加以梳理和辩正的理论必要。 文艺与审美的关系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很早就提出来了,而且一直延续到当代文艺美学的研究之中,成为当代美学研究和文艺美学理论建构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而且很早就开始了对文艺问题的品评与思考。在先秦时代,不仅已经形成了“艺”的一些基本活动类型与“中和之美”的观念,而且儒家美学的奠基人孔子还将“尽美尽善”作为文艺鉴赏和批评的最高标准,《论语》“八佾”篇里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先秦其他典籍里,还包含了许多有关文艺审美问题的言论。在此后几千年的文艺发展中,特别是古代儒家美学传统中,美善统一向来都是文艺家们共同追求的艺术价值和境界。这种传统至今仍然影响着当代国人的文艺审美趣味与取向,以及学人对于文艺价值的思考与取舍。 在西方,艺术与美的关系也很早就被建立起来。古希腊时期的基本文艺观点是模仿论,也就是比较强调文艺的求真作用、认识作用,但是美的追求也蕴含其中。古希腊人的艺术观念表现在Techne(通常译为“艺术”)这一概念中,它意味着有技艺的生产,是凭借着技艺进行的生产性精神活动,由于靠记忆,所以便需要具备某些专门的知识。艺术家就是靠着其所掌握的某些专门的知识,在技艺性的精神创造活动中来模仿外在的现实。然而,这样的技艺性模仿现实的活动与审美、与对美的追求并不是全然不同的活动。正如波兰著名美学史家塔塔科维兹所指出的:“就希腊人而言,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优美艺术的艺术并未构成一个单独的种类。他们没有把艺术分为优美艺术和工艺。他们认为所有艺术都能被称之为‘优美艺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艺术中的名匠都能达到审美的境界,并且都能成为一位大师。”② 古希腊人“想当然地认为”的这样一种观念,在当时的思想家那里都获得了相应的理论表述。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赫拉克利特那里,美在于和谐,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对立的统一,而艺术之美也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形成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③赫拉克利特也认为:“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他又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相。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音和低音、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书法混合元音和辅音,从而构成整个这种艺术。”④在他们之后,柏拉图也从真善美相统一的角度,抨击那些在创作中一味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的模仿艺术,要求诗人和艺术家在作品里描写和表现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像,以自然和人性中的优美方面来滋养青少年的心灵,使他们“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⑤。基于这种要求,他明确提出“真正的爱只是用有节制的音乐的精神去爱凡是美的和有秩序的”,因此音乐教育的讨论,其他艺术教育的讨论也是如此,应该恰好结束在理应结束的地方,这就是“音乐应该归宿到对于美的爱”⑥。作为学生,亚里斯多德虽然并不同意柏拉图对艺术与真理隔着三层的价值判断以及他对模仿艺术家的激烈抨击而肯定了艺术的模仿价值,但却依然坚持了艺术与美相联系的看法,认为艺术的模仿中包含着对美的更为集中的表现。在《诗学》里谈到“美的事物”之所以为美时,他指出“美要倚靠体积与安排”,也就是美的东西的大小要合适,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安排要合于比例,从而具有显示于人的感知的“整一性”⑦。在《政治学》里,他又指出:“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⑧可见,在亚里斯多德那里,艺术的构成原则与美的构成原则是一致的,或者说艺术就是按照美的原则构成的。正因如此,所以亚里斯多德认为,文学和艺术的模仿不仅比现实和历史更具有普遍性,更理想化,而且也更美。他说:“像宙克西斯所画的人物或许是不可能有的,但是这样画更好,因为画家所画的人物应比原来的人更美。”他还认为,在这一方面诗人应该向画家学习,因为“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