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0)02-0142-06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自信，它的一个重要表征即在于文化观念的创新。就这方面的要求来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又有所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自然现象，它对于全人类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只要有所发明创造，其原理即可为各地区、各民族普遍奉行，故从来不听说有什么中国式的“牛顿力学”或民族特色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社会科学(包括各人文学科)则大不一样，它所面对的是各种社会现象与人的精神现象，这在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是很有差异性的，容许相互借鉴，却难能简单模仿与搬用，必须从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予以改造出新，于是我们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发展“民族新文化”的种种需要。眼下关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诉求，也应该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加以体认。 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它已形成植根深厚的文学传统与文学理念，当毋庸置疑。但这套话语生成于传统社会的土壤之中，因难以适应现当代社会生活和文艺现象的急速变革而被冷落对待，或仅当作“文化遗产”给予适当整理和保存，很少得到具体应用，也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新变，是以引进西方世界(包括苏俄)的话语资源为主要凭借的。这一引进很有必要，它促使传统中已僵死的教条迅速解体，新的观念得以顺利生成，很快便实现了文艺思想的转型。今天我们要迈向全面的现代化，同世界接轨，引进并借鉴外来资源，仍不可或缺。 但在既往引进和追随的过程中，盲目搬用西方理念，相对忽视本土国情，导致生吞活剥、食而不化的弊病，也是明显存在着的，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现当代文论常处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难以表露分明的个性，甚至被看成不具备自身的理论观念和话语特色，患上了所谓的“失语症”。曾有人开玩笑式地统计过，在我们以往常用的文论术语中，“文艺反映现实”的观念来自西方一贯的思想传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口号也产于西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恩格斯的用语，“形象思维”一说出自别林斯基，“人民性”源于杜勃罗留波夫，文艺的“党性”原则倡自列宁，这样摊下来，属于我们自身“原创”且又能造成一定影响的口号，恐怕只剩下“两结合”“三突出”之类了，而这些口号亦已被弃置不用，真有点叫人啼笑皆非。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时期习惯于“追新逐奇”的意向推动之下，我们往往不去认真思考外来思想对我们自身建设的意义所在，而满足于拿来就用，且不计效果地到处搬用。实际上，一种新思潮在国外的产生总有其前因后果，它针对什么问题而发，要解决什么样的弊端，必有其缘由所在。我国当前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状况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别，存在的弊病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有差异，盲目套用西方经验，不但不符合“对症下药”的原理，有时还会适得其反，加重病情。举一个较切近的例子看一看：当前西方学界“后学”大盛，“后现代”“后结构”“后哲学”“后理论”等口号满天飞舞，几有覆盖一切之势。“后学”盛行意味着什么呢？依我之见，“后”也者，体现出对“先”的明显不满与公然决裂，它表明在经历两千多年持续发展，特别是近二百年一脉相承的现代文明格局之后，西方有识之士对于自身传统的一种深层次的反思，要求对先前遵行的路线有所突破与更张，大力倡扬一个“后”字，便是立意走出既往。但告别了原有路径，新的目标又将设定于何方呢？这个问题上，西方贤哲似乎显得有点犹豫不决，或者说还看不很分明，于是只能用一个笼统的“后”字来作表白。“后”对于革除先弊、改弦易辙而言是态度分明的，而对于确立新方向、新道路来说则存在相当含混，这自是受人类文明转型剧变时际的困扰所限，怨不得西方哲人。“后学”既然立意在“破”，其多依赖“解构”方法来揭示原有各种理论的内在矛盾，便是情理中事了。“解构主义”与“后学”思潮的引进，不光能帮助我们了解西方学术思想的最新动向，亦有益于我们参照他们的经验来破除对西方既有理论的盲目崇拜，并学到某些可用于解析理论体系内在矛盾的思想方法。然而，将“后学”与“解构”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到我们当前文论话语的批评上来，一律以消解、破除的态度对待之，则显然很具有破坏性。严格说来，我们迟至上世纪80年代起始才系统引进西方现代文论如“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之类，仍多停留于引述阶段，迄今尚未建立起适合自身传统与现状的新型话语体系，也就是尚未有我们自己独立完型的“新批评”或“结构主义”等。在这种情势之下，不汲汲于建构自己的文论用于引导文学创作和批评，反倒要大力倡扬“后学”与“解构”来走出既有话语系统，请问：我们究竟要解构什么，能解构什么，又将会把自己“后”置到什么地方去呢？这类“创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尚未牢固树立起当代文艺学主体意识的民族来说，似乎显得有点“超前”且过于奢侈了，于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要求而言，可能弊大于利，需加警醒与反思，当然不排除对它们的继续了解与借鉴。 有鉴于上述情况，我以为，要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代建构，除继续强调与世界接轨外，当前似更应重视从本民族的实际出发，着力总结与提炼出自身在发展中国新文学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用为建设当代文论的主要依据。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新文学进程，确然已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思想资源，虽或在西方观念强力影响下打有某些外来的印记，而其出自民族生活土壤的根性则皎然可信，用以为构建民族新文化的基本出发点是完全可行的。即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喊得最响亮的“改造国民性”的口号，就可当作一个显明的例证来加考察。“改造国民性”呼声的提出，是主张将文化更新(其中自亦包括文学更新)落实到人的精神世界“改造”的层面上来加以运作(姑无论其提法上有无过激或片面之处)，这样一种“以人为本”的观念与西方“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所持有的人文精神基本一致，属于开启现代文明的思想理念殆无疑义，所以常有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相并比。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都未曾将“人本”理念推扩到“国民性”层面上来加应用，以“改造国民性”充当实现现代人本理念的前提，这一以民族更新与民众自立为诉求的取向，显然是在老大中华遭受外来强大压力而被迫进行艰难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人文精神的体现殆无疑义。“五四”之后广泛出现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潮，下而及于30年代左翼文坛对“革命文学”的倡导，抗战初起时就“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以及延安时期有关“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方针的确立，都可看成是这一取向的拓展与不断深化，其中自含藏有丰富的民族经验与思想文化因子在。 然则，为什么我们在谈到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成果时，仍常有底气不足的感觉呢？主要是因为这些“成果”仍常停留于经验阶段，而未能充分自觉地提升到理性层面，其作为理论思维的涵盖性便显得不够周全。造成这样的局面，一则缘于社会动荡比较激烈，一个新观念提出不久，还等不及具体展开，情势已发生变化，往往就会有更新的口号加以取代，从而丢失了继续发育与完形的机会。再则是缺少认真总结，未能通过历史的反思，对既有经验重加审视并予精心提炼，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态的结晶，因亦不具有自我凝定与再生发的力量。总之是理性化的欠缺导致具体经验的自然流失，这是很可惜的现象。 即以左翼文学运动中一贯倡导的“革命文学”的口号来说一说吧。这个口号每被对立者指斥为“狭隘的功利主义”，认其违背了文艺的本性，对“创作自由”起着不良的束缚作用，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应该承认，口号的最初提出确有当时苏联“拉普”派等“左”的文艺思想影响的印记，但传入中国后，文艺界的一些先进人士是将其与“五四”时期“人生派”的艺术观挂起钩来而加认可并着力宣扬的。在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文艺本是人生的写照，有什么样的人生，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表现，艺术创作来自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实际感受，属天经地义、不可移易之事。待到左翼运动兴起后，左翼文学家以革命者自居，革命者有其革命的人生，以其文学创作来写照自己所感受到的革命人生，不也就成为天生自然、无可非议了吗？所谓“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①，表白的正是这层含意，于是艺术从属于革命即有了其鲜明的合法性。这些倡扬者甚至不讳言“革命文学”有其特定的宣传功能，因为将自己对革命的感受表白于文字给别人看，即会起到宣传革命的作用，但他们又强调“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②这就将文艺既从属于革命大局而又需保持自身独特性能的理由，解说得很分明了。可是，随着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各种政治事件迭出不穷，以文学创作来表达对当前时政的态度，进以反映某一特殊政治事件或宣传其有关政策，构成了革命文学的常态。在这种情势之下，“革命”一词已由总体性的革命人生蜕变为具体的政治行为，而“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也从局部(文艺工作)从属于整体(人生指归)，转成了两个局域(文艺与政治行为)之间的互动功能，于是一味地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便失之偏狭而难能充分发扬文艺自身的体性与功能了。如果说，这个矛盾在革命战争年代还不见得过分突出的话，则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人民生活需求多向发展的情况之下，其限制作用会变得格外显眼，这正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便汲汲于通过文代会来宣布今后以“二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方针来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