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讨论

      我们当代文艺学的发展，从“五四”以来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五四”时期提倡反帝反封建、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有“全盘西化”的片面性，否定了继承和发扬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在“打倒孔家店”，“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些反封建的口号下，把我们具有民主性精华的民族文化，内容极为丰富深刻的传统文论，也都否定掉了，我们的文艺学从理论体系到名词概念大都是搬用西方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大学的文艺学是以苏联为模式，是按照季莫菲也夫、毕达可夫的文艺学体系建立起来的。“文革”以后，苏联的模式基本上打破了，极左的影响也有所消除，但是随着大量引进西方近现代的文艺和美学理论，我们的文艺学又有了大体接近的西方模式。总之，七、八十年来我们的文艺学始终没有走出以“西学为体”误区。西方文论的引进是完全必要的，西方文论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科学内容，有不同于东方文论的长处和优点，这正是我们发展当代文艺学所必须学习、借鉴的。但是，西方文论和美学、特别是近现代文论和美学中也有许多片面和不科学的内容，不能毫无批判地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吸取西方文论和美学的科学内容，不是用它来代替我们的文论和美学，抛弃我们自己民族的文论和美学传统，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论和美学传统，建设适合于我们时代需要的有中国特色的文论和美学。现在有些研究者盲目崇拜西方的文论和美学，甚至从思维方式到“话语”全部都是西方化的，离开了西方这一套，几乎就说不了话，写不了文章。中国人研究文艺学而不懂中国的传统文论，而只会跟着西方人亦步亦趋，用西方的“话语”说话，实在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这也就难怪在世界文论中听不到中国的声音了。现在文论界的有识之士和一些学界的老前辈，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提出要使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境，在世界文论讲坛上有中国的声音，必须“改弦更张”，要在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发展，要有我们自己的“话语”，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我以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才是建设当代文艺学的历史必由之路。

      一，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单一的，它总是在现实需要的前提下，吸取各种外来文化的营养，对自己原有的文化加以改造。但是，中外文化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母体和本根，否则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也不可能有新的创造。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多次民族文化的融合。上古时代我国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在文学风貌上有很大的差异，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一文中说：“善乎《吕览》之溯声音也，谓‘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音。’（刘氏此处引自《文心雕龙·乐府》，源出《吕览》则南音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随着相互间经济、政治、军事等活动的增多，南北民族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使各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南北交汇，熔为一体，但是仍保留着南北不同的特色：北方民族的文学刚健笃实，南方民族的文学婉丽多情。产生于战国时代的《楚辞》，是南方楚民族文化的代表。由于楚国从它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起，就和北方民族有了很多交往，春秋时的楚庄王还曾伐郑围宋，虎视华夏，称霸中原，问鼎周室，所以战国时的楚文化已经吸收了许多中原文化的有益内容，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使之有了更广阔的全国性意义。但是《楚辞》仍保有自己浓厚的南方文学特色，并没有用北方中原文化来代替自己原有的文化。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对此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他说：“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於风雅者也。至於托云龙，说迂怪，驾丰隆，求宓妃，凭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所谓同乎经典的四事，就是说的受北方中原文化影响的表现，而异乎经典的四事，正是它作为南方文学的特色之所在。它之所以能够继《诗经》之后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代表，正在于它既继承了《诗经》的精神，又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特色，它仍然是在楚文化土壤上开放出来的鲜艳花朵。汉族的形成本是以华夏民族为主而与其他民族融合的结果，汉民族文化本身就包含有其他民族文化的成分，在大汉帝国形成之后，它又吸收了许多周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有益营养，丰富和发展了汉民族的文化，然而并没有因此丢掉自己的传统文化。例如汉乐府中的鼓吹铙歌实际就是胡歌、夷乐，既非雅乐，亦非楚声，但是它已经融入汉代的乐府而成为其一部分了。东汉以后，佛教的传入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它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取代中国的原有文化，而首先是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在六朝时期佛教是借玄学思想来发展的，六朝时期的许多名僧如庐山的慧远等，都是精通玄学的，玄佛合一同归虚无，用玄学思想来解释佛学的义理，佛教才得以生存下来，而到唐代的禅宗则已是中国化的佛教了。在文学创作上，如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就是对玄学与佛理都有精深研究的，他把佛教的空静观和玄学的虚无观结合起来，融入优美的山水胜境之中，使诗歌创作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在绘画方面，与谢灵运同时的著名画家和绘画理论家宗炳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不仅精通佛学也精通玄学，他的《明佛论》就是用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易经》和老庄玄学来阐述佛教的神不灭论的。他的画论著作《画山水序》所提出的“畅神”论、“应目会心”论和“旨微于言象之外”论，都明显地受到佛教的“神不灭”论、心物关系论、“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论的影响，但又是和老庄玄学的形神论、物化论、言意关系论完全一致的。从文学理论来说，比如关于创作构思过程中的主体修养问题，中国古代特别讲究“虚静”“空静”，它就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老庄思想和外来的佛教思想的相互融合，如果说陆机的“伫中区以玄览”（《文赋》）、刘勰的“陶钩文思，贵在虚静”（《文心雕龙·神思》），主要还是道家思想影响的话，那么，刘禹锡的禅定离欲论（《秋日送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引》：“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苏轼的“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送参寥师》），则显然是释老相结合的思想影响之表现了。至于近代的梁启超和王国维在吸收和引进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在中国传统的诗词和小说理论批评的基础上，努力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总之，吸收外来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用它来取代传统文化。

      如果我们认真考察本世纪以来西方和苏联文艺理论的发展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也都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近现代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虽然流派众多，此起彼伏，有各种各样的新的体系和理论建构，诸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阐释学、符号学等等，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整套“话语”，实际上都离不开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康德、黑格尔，乃至叔本华、尼采、弗罗依德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对欧洲文艺传统的革命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就有德国的古典哲学，马克思评拉萨尔的《济金根》，就要求他“更加莎士比亚化”一些，而不要“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恩格斯也要求拉萨尔“不要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他讲典型就引用了黑格尔的“这一个”，并且给了巴尔扎克以崇高的评价，称之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理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仍然是在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的基础上的发展。列宁和斯大林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和文学，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说他是“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蟊贼（指沙皇君主制度）的第一人”，“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和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在讲到每一个民族有两种文化时，特别强调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的意义（参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在近现代，是中国还是外国，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在自己的传统基础上更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也要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是对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艺观进行革命改造的结果。

      可是我们将近八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却始终没有正视这一点，成了“借胎生子”的产物。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古代文论的研究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古代文论本来应该成为建设当代文论的母体和本根，可是实际上它与当代文论仍然是两张皮。当代文论仍然走的是以“西学为体”的道路，而与古代文论不搭界，最多也是摘抄几句名言或用几个概念术语作为装饰，并且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当代文艺和美学理论的大量引进，当代文论所用的“话语”愈来愈“欧化”，加上许多翻译得似懂非懂的生涩词语，往往把作者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和闪光的思想也给淹没了。我们现在是两支队伍，研究古代文论的队伍和研究当代文论的队伍，它们是互相分离的，其实我们本来是一支队伍，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是应该紧密结合的。现在还有人说研究古代文论和当代文艺学是没有关系的，不是一个专业，我看他们根本不懂文艺学，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我以为许多研究当代文论的年轻人都是很有才华的，他们比专门研究古代文论的人往往视野更为开阔，更熟悉当代文艺的现状，如果能以传统文论为基础，使当代文论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吸取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创造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论“话语”，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一定会在世界文论讲坛上唱出中国的最强音，在下一个世纪改变世界文论以欧洲为中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