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3)04-0085-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曾一度构成了文学理论界最热闹的话题。美国莱斯利·费德勒和侯斯通·贝克编辑的《英语文学：敞开典律》集中了美国理论界对此问题讨论的主要成果。在北美，据斯蒂文·托托西介绍，“文学经典和规范的问题一直是英语加拿大学者的特殊兴趣所在。”[1](P42)在荷兰，对经典的讨论1985年受到瞩目。当时的荷兰语杂志《观众》用了一期的篇幅来讨论关于经典内部构成的一些问题。20世纪后期，这种遴选经典、确立经典、研究经典的热潮在中国大陆文学研究领域也得到了相应的回应。1996年底，由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八卷本《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谢冕、孟繁华主编的十卷本《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海天出版社）的出版，引发了中国大陆文学理论界对文学经典探讨和论争的热情。此后，以《文艺报》为中心，《作家报》、《文学自由谈》、《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大家》等报刊就此问题纷纷发表了讨论文章。本文拟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将文学经典本身作为问题，对其作一学理反思。 一、文学经典的涵义及其建构性 考察文学经典，首先得从这个短语的中心词“经典”开始。“经典”这个词，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最初一直都被用得慎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经”，现存甲骨文无记载。据考，“经”始见于周代铜器，金文里作经、泾、径等。[2](P14)《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由此，可以判断出“经”的本义与“纵”相关。“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引申为可充当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经”在战国以后有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经典”的意义。《释名·释典义》认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吴林伯在《〈文心雕龙〉字义疏证》中考订，在《文心雕龙》中，除了直接使用“经典”一词外，可与之同义互训的还有“经”、“典”、“经诰”、“典诰”等。[3](P402)“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中国基本可以通用。依上述释义，对应时空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纵向的）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可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与历史的涤荡，是检验文本能否称得上经典的标尺。穿越时间，即超时间性是文学经典的最基本涵义。哪种文本能够经受时间的洗礼，哪种文本就够资格享受这种尊荣。因此，艾略特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引者注：指作家）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4](P189-190)也就是说，经典是指那种能够穿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它体现了文学文本作为历史事件对当下生存主体在美学维度上产生的重大影响，体现了作为个体的文学文本对历史的穿越。表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就是那些在该语境中处于中心地位，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 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评判都是基于阐释主体的，而且这种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对文学的价值评判没有一种先验的评判标准。文学经典的超时间性的实现与具体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左右文学接受与传播的社会价值观念、美学趣味的社会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具体的文化语境中，那种处于决定地位的价值观念与美学趣味决定了哪些作品可以被接受与传播，哪些作品处于监禁与遮蔽状态。文学文本进入经典序列是建构性的，是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价值评价行为。在对文本进行评价之前首先得对文本意义进行理解。文学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结构存在。进入文本的不同层面，就会见出文本的不同意义，由此对文本的评价就会存在差异。精神分析学派追问作家创作的深层心理动因，分析作品中人物行动的心理根据。原型批评则试图解读文本深层的原始意象与集体无意识。道德与社会历史批评注重作品所体现的现实内容层面，将是否有利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价值引导作为文学文本的价值评价的依据。而对形式主义批评家来说，他们对文本的理解是基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的。不同的阐释视角、批评方法，会导致阅读者进入文本的不同层面，会解读出文本的不同意义，因此对文本的评价也就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事实上即便是同一个层面，也因阅读者的生活体验、审美经验、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前理解”的差异，会见出不同的意义来。所以就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5](P419)此外，即便是同一个接受者，他的不同时段的前理解的变化也会导致对一个文本理解的变化。一个文本是否能纳入经典的序列，这与文学接受者包括阐释视角与批评方法在内的“前理解”有关。用不同的阐释视角与批评方法建构的经典是存在差异与出入的。依据文本的原型层面建构起来的经典就很难得到从语言学层面来观照文学的形式主义批评家的认可。而形式主义的批评家建构起来的经典也未必一定会被采用道德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批评家的赞同，这也就是经典遴选之所以争论不休的原由。当然，不能忽略下述现象的存在：文学经典可能是以文本的某一个层面为基础而确立的，但一旦获得这种地位以后，其得以确立的依据可能被遮蔽，从而呈现出一种总体化特征，即在各方面都具经典性。 二、文学经典建构的动力与方式 每一个文学文本对接受者来说都是一种意义存在。不同的文本对接受者具有不同的意义。当某一个文学文本符合了接受个体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诉求时，就会获得文学接受个体赋予的极高的地位。康德在审美鉴赏的第四个契机里面谈到审美判断的最后一个二律背反时指出：“鉴赏判断期待着每一个人的赞同；谁说某一物为美时，他是要求每个人赞美这当前的对象并且应该说该物为美。”[6](P75-76)而且每一个判断主体都自认为自己在作出审美判断时都基于“确知当前的场合是正确地包含在那个作为赞同的规则的根据之下”进行的。由此一来，这种“鉴赏判断期待着每一个人的赞同”就具有了某种合法性。这种个体审美评价要求普遍性认同的心理需要变成一股强大的心理动力，成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原动力。只要一有可能，审美主体就会寻找相应的体制支持，使之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