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讲话》产生于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意义。《讲话》“阐明了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深刻论述了文艺和人民群众、文艺和革命斗争、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关系”，①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文艺发展原则和方针政策，体现了鲜明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创造精神。80年来，关于《讲话》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学界对《讲话》的理论主张、现实意义、历史贡献、当代价值等作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除了对中国文艺产生深远影响外，《讲话》在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创造性方面同样具有深刻意义。因此，我们需要从文化创造层面深入发掘《讲话》的内涵、价值。正是在这一研究方向上，本文力图深入考察《讲话》确立的“为人民大众”文艺方向的创造性价值，解析正确处理普及和提高关系对于文艺大众化的推进作用，以及作为文化创造路径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对《讲话》所提出的文艺的人民性、文艺源泉、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出新的深刻阐发，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文化价值观的历史性转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经验的系统深入的整合、评估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战时环境中，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以巨大的革命热情，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而取得的标志性理论成果。《讲话》不仅为中国文艺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而且在文化创造方面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讲话》的文化创造突出体现在“人”的概念演进及其带来的文化价值观的转变。 (一)《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的“引言”部分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讲话》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从教科书出发，来思考和论述文艺运动的方针。“为人民大众”文艺方向的确立，建立在对文艺服务对象进行阶级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客观地揭示了“人民大众”的内涵，为文艺“为什么人”这一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以“人的发现”为开端的。鲁迅的《呐喊》《彷徨》、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冰心的“爱与美”的抒情小诗等作品，都体现出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创作实绩，代表了新文学文化创造的价值取向，表征了新文学创造者群体性的精神气质。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新文学开启了新的文化创造历程，这种崭新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②此后，“人”的概念在“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中不断发展，形成了清晰的演进轨迹。从“五四”到延安时期，“人的文学”“大众文艺”“人民文艺”的发展历程，始终围绕着“如何书写人”“书写什么样的人”而展开。从“个体的人”到“革命人”，再到“工农大众”，文学与大众取得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新文学文化创造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为延安文艺的文化创造做了必要的准备，特别是为《讲话》的生成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参照。同时，革命文艺运动中的大众化理论和实践，赋予大众革命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地位，为延安文艺的大众化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极为重视新文学发生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特别是鲁迅的文化精神和思想遗产，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③《讲话》不仅针对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实践出现的问题，而且是在系统总结新文学发生以来20多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力图从根本上解决过去文艺发展中长期存在而没有得到解决的种种问题，为中国文艺的文化创造开拓出新的发展阶段。总结新文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重视鲁迅对敌斗争的意义，使《讲话》具有深厚的历史与现实依据，以及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指明了文化创造的未来方向。 《讲话》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与“为人民大众”文艺方向的确立密不可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④《讲话》强调革命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⑤对“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构成的科学划分，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结合抗战时期充分发挥文艺功能与作用的需要而做出的，使文艺发展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更为紧密。对“人民”内涵的发展和深刻阐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讲话》解决文艺最根本的服务对象问题，明确文艺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为人民大众的立场，极大促进了中国革命进程中“文化的军队”建设，表现出无产阶级文艺与中国革命深度互动融合的必然趋向。 《讲话》充分吸收了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的理论、实践成果及其经验，从“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一新文学发生以来理论与创作实践中最根本的问题入手，以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创造视野，对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作出了深刻阐释。而《讲话》所阐发的“人”的内涵，已经由新文学初创期的个体化的“人”一变而为“人民大众”——即“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⑥文学也由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转变为“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这是在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对“工农大众”等概念界定基础上的提升。《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当时阶级和民族实际对“人”的概念加以丰富和发展。文艺“为什么人”的清晰界定进而带来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书写对象、学习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这就撬动了“五四”以来的文艺版图，加速其变动、拓展和更新，从而赋予文艺新的价值内涵，为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此后文艺的文化创造奠定了价值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