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浪潮与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的拓展空间

作 者:

作者简介:
殷国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文艺美学的建设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为此,我们应该以一种新的历史眼光来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走出传统的理论思维空间,不断突破种种“文化的黑屋子”、“阶级的局限”、“语言的囚牢”、“现代性的陷阱”等意识误区和障碍,勇于面对荒原及其“无名状态”,在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中建立独立的思想个性;而在多种理论观念和批评观点互相映照的情况下,理论建设必须警惕批评界的“泡沫”现象,注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的“跨文化”研究。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3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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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2-0099-08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激烈的动荡和变革,文化也从相对的封闭状态向开放与改革的方向变迁,使文学创作和理论演进出现了新的格局和特点。其中西方文论的传入与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发生,不仅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事实,也是我们了解和反思历史文学变迁的一个交叉口和基本点。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建设和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由此,我们不能不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批评和理论格局进行新的检索和思考。而如今,中国文艺理论呈现了出令人欣慰的局面,各种各样的批评观点与方法在批评实践中涌现出来,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智慧之光向文学世界投射出各色的光束,映照了创作,也表现了自己;充分的个性表达充实和丰富着批评世界,同样在各种不同色泽批评构图的对比中,突出了这种个性表达。而全球化的文化浪潮正在把一种“大象无形”的美学思想广泛散播。

      一、交流和接轨:走出“城堡”的文艺美学

      从20世纪整个文艺理论发展过程来看,交流作为一种空间的扩展,并不是在扩大中西文化的距离和界线,而是在化解和消融其所造成的隔阂和距离,使理论创造进入一种“大方无隅”的境界,即文学思考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分、无古今之分的世界,这时,不仅中西文艺美学理论的区别变得模糊了,而且其他域文化属性也不再显得明显和突出了;但是任何一种理论创造又都熔融了多种文化意识的成果,表现为一种人类性的思想发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西文艺交流中,无形迹的现象更引人入胜,因为它隐藏着更多和更深的秘密,包括文化的和个人的。就20世纪来说,一种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与视野的拥有和建立是最基本、最具有挑战性的学术理论工程。这意味着一个超越本身传统思想观念的、更为广泛的理论价值体系的确立,人们不再仅仅从本民族和本地域文化传统出发去理解文学的意义,而是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理想中寻求沟通和理解。

      20世纪的文学,有人称之为一个“批评的时代”。我想,这并不是说这个时代的创作不重要,而是说批评在这个时代担负着更重要的责任。其原因之一,就是在世界性的文化大交流中,人们在思想上和信念上面对着从未有过的纷繁情况。科学的突飞猛进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文学艺术的面貌,太多的现象令人称奇,太快的变化令人无所适从。但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理论和批评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理论家批评家面对纷繁的艺术现象,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准备吸取各种各样的信息,关注各种各样的新理论和新话题,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另一方面他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信念。前一种情况很可能使理论家批评家变成一个迎合者,不断变换面孔,在文艺界招摇过市;后一种情景又可能使理论家批评家过度自恋、孤芳自赏,进入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境界,成为某种思想模式的守护者,以此来抵挡各种文化的困惑。

      尤其在一个文化交流的时代,不同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往往首先会对原本既定的理论和批评圈子形成冲击。因为传统往往造就了这样一些理论的“城堡”和“庙堂”,它们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围墙、特定的话语和特定的氛围,并由此形成自己特定的权威。而当文学理论和批评一旦(被动或者主动)走出这些“城堡”和“庙堂”,企图以自己的独立方式显示自己的时候,这意味着脱离了过去文化圈层的庇护,走向了荒原或者市场。

      在从传统到现代、从单一的民族文化走向全球化的语境的过程中,很少人意识到这条理论批评之路的艰难,其中潜伏着多少迷惘、痛苦和失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许一路上发现的都是“囚牢”和“监狱”,它们一层层囚禁着理论和批评,从“文化的黑屋子”、“现实的黑暗”、“意识的误区”,到“阶级的局限”、“语言的囚牢”、“现代化的陷阱”,无不构成了对理论批评的制约和束缚。几乎一个世纪以来,理论家批评家一路披荆斩棘,不断追求一种自由创造的境界和自我意志的完美实现。但是在不断的惊喜之后总是不断的失落,一方面是由于自己所创造的理论的昙花一现,另一方面则是现实文化语境中不断涌现的创新的障碍。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建立一种有利于理论个性发生的文化语境,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美学建设的基础使命。我们不能企求得更多。显然,纯粹的自我的完全实现,只是20世纪文学中创造的一个理论神话,是借助于人们对于自由的想象和向往而建立起来的,并鼓励人们不断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把文学理论和批评推向一个更广阔的境界。

      但是,结果往往只有两种:一种是退回过去的“城堡”或“庙堂”,一种就是走向荒原。而面对荒原的,就是前卫的、边缘的和创新的理论家批评家。因为,当一切既定的理论基础,包括特定的传统、现实条件、历史条件、语言、习惯,成了被否定和解构的对象时,理论家批评家自然就把自己推向了边缘和荒原,成了被放逐的对象。尤其在全球文化大裂变时期,传统的既定的精神家园的围墙被拆除或者冲毁了,理论家批评家——如果他真正意识到了这种变化的话——注定首先成为“无家可归”或“有家不归”的流浪者和漂泊者,因为原来精神文化意义上的“家”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认同了;如果他们渴望有个“家”的话,那么就要重新寻找资源,重新设计,建立一个新家。因为他们站在思想的前沿,而且已经把传统的一切甩在了身后,既没有既定的原则和“主义”来指导他们,他们也不屑于重新接受过去思想模式的规范。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如今理论批评的自由和荒原、边缘会成为同义词,批评家成为了文化漂泊者,他的流浪在现实的边缘、文化的边缘和语言的边缘。当年艾略特创作《荒原》,实在成了一种对理论批评的预示,理论家批评家从历史主义的原野走向了自由的荒原。在这里,理论批评似乎可以摆脱一切过去需要顶礼膜拜的经典作家及其价值标准,根据自我的性情进行发挥,对一切艺术现象进行自由解释和自由判断,随心所欲地解构一切和重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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