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作为艺术，文学语言不仅有达意的通讯功能，更有语言形式表述完美的审美功能，并超出文本字面，有更丰富、更深远的含义。对于一般语言，孔子认为“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然而诗的语言则远不止此，所以《论语》里有学生向老师请教诗句含义的记载。《学而》篇载子贡向孔子请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这本是师徒两人在讨论一个人无论贫富穷通，怎样做才算符合道德规范，子贡却引诗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对此孔子颇为赞赏，便夸奖子贡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里以时间为比喻，孔子说贫富应当如何是“往”，而由之推知的“来者”，就是子贡超出诗句本意所作讽寓性的理解。《八佾》篇的一段对话更有趣，子夏请教孔子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然而子夏对老师这比较实在的解释似乎不够满意，就进一步问道：“礼后乎？”孔子对此大为赞赏，甚至认为学生对老师有所启发，就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然而这两段记载都是截取《诗经》里的字句来附会孔门所言礼乐仁义，是先秦常见“赋诗断章”的做法，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来，实在不足为训。但这两段话却说明了一点，即诗的语言不是简单直白的表述，诗的含义往往需要解释。可以说文学从一开始，就离不开阐释。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诗和阐释也有悠远的历史。古代希腊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诗人就像巫师一样，因为神灵附体，才在一种迷狂状态中唱出诗句来。这就是所谓诗人“灵感”的概念。柏拉图在《伊安篇》里就说，诗人只有“受到灵感，完全失去自我，不再有理性的时候，才可能作诗”①。在苏格拉底的《申辩篇》里，柏拉图描述苏格拉底与诗人们谈话，发现他们全然不知道自己作品的含义，于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旁人都比真正的作者更能解释诗的意义……他们发出高深的讯息，却丝毫不知道其意义是什么”②。这就使得批评和阐释成为必要，作品的意义必须通过批评和阐释的理性说明，才得以被一般读者所理解。19世纪阐释学在德国哲学中兴起时，施莱尔马赫就为阐释学的任务作了这样著名的界定：把作者无意识的创作带入意识的领域，“首先理解得和作者一样好，然后理解得比作者更好”③。现代的文学批评家不再说诗人处于迷狂状态、神志不清或无意识创作，却认为文学不能直接诉诸读者，只有批评才能直接而明确地告诉读者，文学的意蕴何在。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就一再强调，“艺术只是表现，但不能直说任何东西”，“并非诗人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是他不能够直说他所知道的东西”④。换言之，文学要在社会上具有存在价值，产生影响，都必须经过文学批评和阐释的中介。 由上面简短的讨论我们可以见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诗或文学都与批评和阐释共存，东西方也都各有悠长的阐释传统，而诗或文学的语言因为意蕴深厚，丰富含蓄，往往允许多种解释，可以见仁见智，乃至诗无达诂，使批评和阐释更显得重要。当然，没有文学及其深厚的意蕴，就不会有文学的阐释，但没有能揭示深厚意蕴的阐释，文学作品也就像一些“无言的花朵”，终究不能被读者深入理解。这里所谓“无言的花朵”，来自德国诗人海涅的一段话，他在《论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序言中说： 近来法国人以为，如果他们接触到德国文学的精品，就可以了解德国了。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从完全的蒙昧无知，进入到肤浅表皮的层次而已。只要他们没有认识宗教和哲学在德国的意义，对他们说来，我们文学当中的精品就永远只是一些无言的花朵，整个德国的精神就只会显得枯涩难解。⑤ 海涅这段话把阐释之重要表述得十分清楚，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不仅东西方之间有文化差异，就是同属欧洲的法国与德国，其间也有文化差异，也就有阐释的必要。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以优美而深刻的形式，表现一种文化传统的精神价值，而文学批评和阐释就可以深入那种文化传统，清楚地揭示那些价值。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批评和阐释之重要，就在于可以揭示文学本身的意蕴和价值，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鉴赏，更进一步，则在于培育人们的道德情操和人文精神，使我们认识到个体的人生存在宇宙当中的意义。 传统上文学批评往往是作家诗人的夫子自道、经验之谈，到20世纪，文学批评逐渐成为一门专科，成为学者和批评家的专业和职业。文学阐释的专业化一方面极大拓展了理论深度，也极大提高了认识能力，对文学的性质、文学体裁、文学演变和接受的历史，以及文学作品的鉴赏、分析和深入理解，都有很大帮助，远比以前停留在印象式的评点更有说服力，更能揭示文学作品的意蕴；但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和阐释也有越来越依赖理论的趋向，理论越是精致，就越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专门术语，也往往越加抽象虚玄，离开了表现具体鲜活的人生之文学，也就渐行渐远。在20世纪文学批评和阐释的发展当中，这种趋向在西方学界，尤其在美国，表露得十分明显，到后来不仅理论掩盖了文学，而且大有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之势。这一趋势已经引起很多文学研究者的不满，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2006年出版的关于比较文学总体状况的报告中，主持此报告的学者苏源熙就明确指出，文学理论取代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面临的一大问题。他讽刺那些离开文学空谈理论的学者说：“现在做一个语言学家，你可以不必懂很多语言，在过去几十年里，似乎同样可以以研究文学为业而无须不断提及文学作品。”⑥文学理论取代文学，使文学沦为理论的仆从，把文学当做文献资料，为文学之外其他领域的理论提供佐证材料，甚至为宣扬一种理论而肆意歪曲文本，强词夺理，强作解人，这些都使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危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已经不仅是美国和西方学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学和阐释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遍性，而非仅限于某一文化或某一传统。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无论东方或西方，文学与阐释都有悠久的历史，所以从不同角度探讨阐释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对整个国际学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