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7)06-0109-06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是美国当代媒介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媒介全球化”是其“媒介生产”(Media Making)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格罗斯伯格对“媒介全球化”问题的探讨是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本土与全球》一文中提及的“两个全球化时代”作为分析背景的：第一个全球化时代是从18世纪至20世纪中后期，这一时期“强大的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和文化优势培育并支配了世界市场”[1](P20)；第二个全球化时代指当前时期，它是一种“新的全球化的大众文化形式……现代化的文化生产手段(包括图像)支配着这种文化——图像不断跨越不同语言的边界，人们的交流方式亦愈加直接”[1](P27)。以此出发，格罗斯伯格的“媒介全球化”思想主要包括：一是在对第一个全球化时代及其媒介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质疑和反驳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解释全球化现象的观点；二是通过对第二个全球化时代及其媒介问题的描述，对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和本雅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分别以“麦当劳化”、“麦当劳世界”解释当今全球化的理论提出质疑和反驳。以此为基础，格罗斯伯格借用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全球化模型，描述了当今以文化全球化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的媒介图景。 一、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挑战 格罗斯伯格关于媒介全球化问题的探讨以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质疑为出发点，并由此展开了一个关于国际传播、文化帝国主义和(不是作为理论而是作为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关键理念的讨论。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基于以下理念：如果一国控制了另一国的传播与文化(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风格和意义)，它就能轻易地控制该国及其人民。依此，如果一国播出的大部分电视节目、上映的电影和出售的音乐皆来自美国，那么文化帝国主义论者就会认为美国在本质上对这个国家实施了文化帝国主义。格罗斯伯格认为，依此理念出发能够得出以下直观“经验”：其一，媒介控制是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策略。也即是说，控制了媒介就控制了信息的输出与传播。其二，国际传播路线依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变动而变动。19世纪晚期，电报线路的连接点是帝国中心及其殖民地，被殖民国家之间的通讯必须通过远在欧洲的宗主国去实现。其三，西方国家控制着大部分国际电报线路服务和广播频率，所以，国际传播中存在着大量报道上的偏见和信息流动的失衡。 是否一国控制了别国的传播和文化就能轻易地支配该国及其人民？从文化帝国主义的这一理念出发得出的三种直观“经验”在现实中能否一一得以验证？格罗斯伯格对此持质疑态度，进而提出了认为能够真正“挑战”文化帝国主义的三个论点。 第一，针对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直接的“媒介效果”(Media Effects)模式的倾向，提出“积极受众”观点。将文化帝国主义视作直接的媒介效果模式的学者有汤林森(John Tomlinson)、多夫曼(Ariel Dorfman)、马特拉(Armand Mattleart)等。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文化强势国家的媒介节目(比如美国的迪士尼产品)大量出现在另一国家或地区的媒介(包括广播、电视、电影、书店)上，就可以直接认定文化帝国主义在该地区得到了推行。这种“媒介效果论”实质上是美国早期经验主义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对于受众的看法，就像早期“魔弹论”(The Magic Bullet Theory)那样，把受众看成是完全消极、被动的接收者，认为受众只能无条件地接受传播者提供的信息或宣传。对此，格罗斯伯格认为，我们固然不能离开媒介文本的内容和作者直接去谈论文化帝国主义，但这套“效果模式”说辞过于强调直接灌输的效果而忽略了人们对节目的解读。也就是说，效果模式的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受众的积极能动性。[2](P435)可以看出，在此，格罗斯伯格正是从他所深受影响的英国文化研究的“积极受众”范式以及斯图亚特·霍尔的电视解码理论所阐明的主动受众思想出发，对隐含着被动受众观念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质疑。 第二，针对文化帝国主义必然导致文化同质化的观点，以例证方式提出相反意见。格罗斯伯格列举了被认为已经实现了文化殖民的中南美洲地区的主流电视节目、巴西环球电视台的节目、印度和香港的电影的例子。他以此要说明的是，文化帝国主义不会带来文化的同质化，即使在被认为已经实现了文化殖民的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信息和文化流动图景也各不相同。 第三，针对认为文化帝国主义能够顺利推行的观点，格罗斯伯格认为现实并非如此。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会对外来文化产生抵制作用，“在同等条件下，受众更喜欢本地媒介生产出来的内容”[2](P436)。 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诸种观念的批驳，格罗斯伯格得出结论：文化帝国主义并非一国对另一国直接、主动的文化殖民(因为一些国家会主动引入强势文化国家的媒介节目)；文化帝国主义的背后不是某一国家，而是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在此，媒介全球化这一话题及其重点从“民族国家”转向了“跨国公司”。格罗斯伯格认为，这意味着新的全球化形式的出现。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仅仅“通过相对明确、简单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不足以充分理解当下媒介生产的复杂性”，“全球化理论必须同时考虑当代全球化的形式，并借此审视媒介的角色”。[2](P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