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话语逐渐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重要对象。文论界学者在文本分析和理论阐述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话语”运用到当代文论研究的场域中，他们运用话语理论研究探讨文艺发展规律，形成一股潮流，引人关注。 一、关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失语” 最早引发人们对文论话语失语问题关注的是季羡林先生关于东方文化复兴的论述，他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①斯论一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学者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支持，或反对。《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学评论》等期刊相继组织专栏或刊发文章进行讨论。话语问题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界十年来的一大热门理论话题。现在，文论“失语”的呼声已在众声喧哗中沉寂下来，重新审视当时文论“失语”的论争，可归结为拥护派和反对派两派。 (一)赞成文论话语“失语”的拥护派 拥护派认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在西方霸权话语的挤压下，已经失语。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曹顺庆。他先后发表了相关文章数十篇，阐述自己对文论话语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一套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②中国文论界没有自己的理论和声音的基本原因在于自身“患上严重的失语症”，已经成为当前文论界最严峻的问题，这是一种文化的失语症。③陈炎认为，中国文论在20世纪的发展中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失范”，一个是“失语”。④宋伟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实际上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⑤郭昭第认为，由于疏离社会政治的本体化和边缘化，导致了缺省原动力的软骨症。由于轻视文学事实的学院化和玄学化，导致了丧失话语能力的失语症。由于理论基点的苏俄化和欧美化，导致了原创性理论贫乏的贫血症，这些都致使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丧失了独立地位和深刻影响。⑥ (二)质疑文论话语“失语”的反对派 他们对拥护派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文论并没有失语。借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的文学文本，并不意味着中国自身文论的失语，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论话语，给中国文学批评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蒋寅认为，“失语”这个命题是个虚假命题，中国文论根本不存在失语的问题。⑦郭英德认为：“失语”这个命题是个伪命题，“失语”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⑧蒋述卓指出：“不要片面地以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失语’，一点儿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与批评方法。”⑨沈立岩认为，所谓“失语”并不是对当前文论状况的一个准确的概括。⑩谭好哲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立场出发，认为“以‘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来概括本世纪中国文论的总体状况，显然存在着严重的失真之处和极端的片面性。(11) 二、关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 由于学界在文论话语失语问题的论争最终没能达成共识，所以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建设路径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也各有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种观点。 1.西学话语观。持此观点者主要是一批西学新潮论者，尤以“海归派”学者为主。他们大都有着留学背景，有着较好的英语水平，既熟悉中国当代文论的现状，又接受过西方的良好教育，对西方的文艺思潮比较熟悉。他们积极倡导西方现代文论思潮，主张学习借鉴西方文论话语，建设中国当代文论。(12)实际上，10年来西方文论思潮走马灯般进入我国，形成了“接受美学热”、“结构主义热”、“解构主义热”、“后现代主义热”、“现象学文论热”、“后现代主义热”、“后殖民主义热”、“女权主义热”、“文化研究热”、“文化生态学热”等等，是西学话语论者所做的切实努力。然而，由于西方文论的政治、文化背景与中国有很大差异，这些思潮被中国本土文论界同步同时段非消化性的接收，最终导致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范畴的断裂与错位，于是，话语霸权引起学界的普遍忧虑。(13) 2.本位话语观。与盲目崇拜西学话语观相反，一些学者积极倡导民族特色和文论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学界很快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本位主义立场。具体可分为“现代转换派”和“师古派”两种观点。 现代转换派。他们认为固守中国古代典籍无法应对现代挑战，抱残守缺对建设当代文论话语更具危害。因此，必须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1996年西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思路引发了不少学者的讨论，他们开始主张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14)钱中文认为，现代转换实际上就是用“当代性”来审视古代文论，对古文论遗产的转换和阐释必须“以当代意识为基础的现代性，和与之相通的不断生成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性为准则”，并且要“结束那种绝对化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即在学术思想上，避免那种绝对对立的、独断式的思维”。(15)陈伯海则认为，不仅古文论需要现代转换，整个古代的学术传统、文化传统都需要转换。(16)张少康认为，确实有必要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因为当代文论仍然走的是以“西学为体”的道路，与古代文论不搭界。(17)刘保忠、古风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要继续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转’，带着现代文论的问题，到古代文论的宝库中去寻找参照或答案；二是要‘换’，即用现代文论的观念和思想，对古代文论进行新的发现、开掘和阐释”。(18)曹顺庆认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借助于古文论的“现代转换”。(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