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文学出现以来，理论批评界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褒之者，称它继承中有扬弃，借鉴中有创新，激发了“写实力”的再生，推动了中国文学整体上的“自我完善”，以“全新的姿态”在文坛树起一种“新的艺术风范”，预示着顺应时代发展的“好兆头”。贬之者，责它失却了“时代的主旋律”，失落了“理想之光”，丧失了“理性批判精神”，放弃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给文学酿成了“巨大的损失”；有的甚至惊叹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是件“大可悲哀的事”。两种意见，相去何远！ 对于“新写实”文学，笔者持肯定态度，认为它为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衡量一种文学现象是否成功，是否具有生命力，至少有三项基本指标：一，看它是否具有发生的必然性；二，看它是否以艺术的手段扩大了文学的表现力，满足了人们新的审美需求；三，看它所提供的新观念是否符合艺术规律，是否蕴涵着理论的生机。 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内，一切有价值有生命力的现象，无论它以常规的形态出现还是以特异的形态出现，其背后都隐藏着历史的必然性；反过来，凡是能够从历史必然性中找到根据的一切新的社会现象，都是有价值、有生命力的。文学现象也是如此。“新写实”文学的历史必然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生活本身的要求。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的现实发生了又一次“历史性”巨变。自本世纪20年代，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社会开始了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国人民开始了自身解放的寻求，由此而步入“理想期”。他们确认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为之奋斗，到1949年全国胜利达到高潮，全民进入“理想王国”；此后，对理想的信仰与对领袖的崇拜合而为一，渐渐“走火入魔”，终于陷入迷狂而不可自拔，直至把整个国家折腾得精疲力尽，自己也头破血流，才告歇息。当历史转入新时期，举目上下沉痛反思，这才恍然大悟，发现原来的理想只是悬在空中的“天国”，人世间本不是那么回事。人必须首先有粮吃，有衣穿，有房住，因此第一要紧的是发展生产，然后才能谈其他一切。于是引发了又一次“历史性”巨变。 这是一次另一方向上全社会整体性大转型。这里充满着生机，又隐含着危机，充满着希望，也伴随着痛苦，在一定的时期内将难以避免地出现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正义与邪恶，英雄与盗贼，君子与小人，真理与谬误，美与丑，富翁与饿汉，并生共存的复杂状况。历史的进程迅猛无羁，不仅有力地击碎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也远远越出了普通人的心理承受力和想象力。刹那间，人们发觉自己已经陷入难以摆脱的精神迷惘和无法回避的生存困扰，面对这种情境，谁也无暇再作无边际的幻想，纷纷将目光从“理想王国”转向“现实王国”，不再追求崇高壮美，不再崇拜人间“上帝”，不再相信豪言壮语，惟确认：“只有自己救自己。”就大多数民众来讲，所希求的仅是“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凭借自己的辛勤，管好自家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一种无情却又无奈的现实。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写实”文学就是作家们直面这种现实的一种艺术选择，或者说对于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作家们明白：正是在这看似平淡、烦琐的“现实”之中，蕴含了时代丰富、复杂、真实的信息；这个“实”深厚混元，五味俱全、显示着生活的原态原质原色；文学借助“写实”，可以接通生活之源，重新走向人民大众，从而也就能获得新的生机。关于这种“新现实”对于“新写实”形成的意义，青年评论家张德祥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除了直面这种新的现实存在，文学已经没有进路，也没有遁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了文学走向“写实”的历史必然性，“这既是现实对文学的召唤，又是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① 其次，“新写实”文学的出现，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学作为人类创造的一株独特的精神之花，它有着自己的生命形式和发展规律。“新写实”既然意在“写实”，它就同现实主义文学有着必然的联系。新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极左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变质，甚至沦为“四人帮”阴谋政治的工具。但现实主义的精神原则还活在一切有良知作家的心中，它的灵魂犹存，所以当新时期到来之后，很快便灵魂归位，现实主义文学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创作浪潮。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能够准确地把握现实跃动的脉搏，表现出一种明朗、热情、自信的基调。然而现实改革进程，有如一匹被缚多年突然获得“解放”的巨兽，狂奔乱舞，难以控制，特别是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旧制解体，新制未立，人心慌乱，社会失序，许多变化超出人们的预料和准备。此时的“现实”，丰富多向，复杂多变，脉相紊乱。面对这种现实，传统现实主义（不论是批判现实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原则，诸如“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理论，塑造“英雄人物”的理论，强调思想教育功能的理论等等，都已很难满足现实的需要；而对“五味俱全”的现实有着深切感受的人民大众不仅早就厌倦了那些远离现实的假大空的说教，而且也已不满于一般的反思和对新的改革生活的歌颂，因此现实主义文学必须严肃地寻求新生活。同时，80年代初、中期虽然热闹了一阵的“现代主义”创作，终因偏于极端的“反主流文化”的内容和反传统的手法，以及过份的“表现自我”，而且日益严重受到读者的“冷落”。在这个文学的“低谷”期，以关注现实人生为旨归的现实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酝酿，将自己生命的触角伸向“新写实”，试图以这样的方式重新接近人民，获取新生，结果获得成功。事实说明，“新写实”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在今日之中国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