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7)04-0044-07 阿兰·巴迪欧(以下简称巴迪欧)是当前欧美学界最炙手可热的哲学家之一，他被誉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事件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撼动了固有的思维范式，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同样，他的主体观也相应地打破了常规的知识体系。巴迪欧将传统的主体范式总结为两种，即唯心主义主体范式与唯物主义主体范式。就主体与身体的关系来说，唯物主体范式主张将主体简化为身体，更重视身体的感受；而唯心主体范式则是将主体与身体分离开来，注重精神的皈依。在现实生活中，唯心主体范式执著于死亡中生命的体验，认为只有在死亡中，主体和生命的意义才会显现；而唯物主体范式执著于生命中死亡的体验，这是在生活中突破自我界限，濒临死亡的快感。我们可以说，前者集中表现为宗教般的“牺牲”，后者集中表现为世俗性的“享受”。巴迪欧认为，当今世界其实就处在“享受”与“牺牲”的战争中，但二者最终都将会走向死亡，无法避免主体终将消亡的命运，因此，他提出第三种主体范式[1]。巴迪欧理解的主体处于真理生成的轨道之中，它居于事件与真理之间，而且这一主体必须对事件忠诚。它是主体与身体的结合，两者之间具有同一性，既不可分也不可约，紧密结合在一起，却又保持着彼此的特殊性。这里，巴迪欧所给出的是主体化的身体，这一新的身体作为两者的结合体而出现。 巴迪欧的“事件哲学”体系明显受到了辩证唯物主义或者唯物辩证法的影响，他在其作品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一分为二”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他的第三种主体范式理论。正因为如此，一直以来，巴迪欧将主体视为一种分裂的主体，包含主体化与主体进程两种形态。这两个术语，是巴迪欧从拉康的作品中借用而来，分别代表了主体的不同方面，它们对理解巴迪欧的主体理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到目前为止，除了普吕斯的《巴迪欧：新的哲学》中对此有专门论述外，国内外其余的研究著述大抵只限于点到为止，故而笔者将对主体的这两个方面展开详细的讨论。 一、主体化 《主体理论》的英译者在序言中指出，主体化是“一个直接并且明确地从拉康那儿借来的术语，用来指代主体的两个方面之一或者主体的暂时性，也就是说，匆忙，有点儿歇斯底里，通常是介入与破坏的短暂存在的事件，按照《主体理论》，呈现出焦虑或者勇气的形式”[2]xxxvi。这里所说的主体的两个方面也就是主体化和主体进程，主体化通常标志着主体在情境或者结构中出现的时刻。按照巴迪欧的观点，我们可以通过一次起义或者暴动，来认识主体化的主要特征。“当大众的暴动发生，绝对不是因为这个暴动可计算的时刻到来了。它是因为除了暴动，不再值得做任何事情了”[3]272-273。这首先构成了主体化的第一个特征，即短暂性和破坏性。我们可以将一次革命或暴动视为一种主体化的过程，暴动是一个瞬间动词，它意味着某种行为或举动使政局从平静到动荡，因此相对而言，这个行为是暂时性的，但却来势汹汹，犹如暴风骤雨。当然，暴动并不会因为它的短暂就销声匿迹，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对当前的秩序有所改变，相对于以往的局面，产生了异质或者不和谐因素。这时在巴迪欧看来，就会产生一种“去同一化的焦虑”。此处所谓“焦虑”，就是在拉康意义上的“轻微的歇斯底里”，这倒并不是改变所引起的恐慌和焦虑，而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焦躁与歇斯底里。巴迪欧认为，“焦虑指的是一种介入形式，在作为多余的实在界的入侵下，使这个秩序成为废弃的秩序”[3]307。这里我们可以采用数学的表达方法加以理解，其实就是说相对于现有情境的过量元素，当然这些元素来自外部情境，对内在的场所采用“暴力”，企图改变现有秩序，并将其废除。因此，巴迪欧补充道：“焦虑指的当现实杀死象征的时刻，而不是将其分裂。”[3]307这一关于“焦虑”的界定，显然采用了拉康的术语，拉康的主体理论中的象征界，指代的就是“以父之名”而存在的现有秩序，而巴迪欧所谓谋杀象征的现实，则是指那些存在但却并不处于体制内的或者说边缘的元素。显然，暴动这一行为就是对原先局面的一种介入，因此，主体化是带有介入性质的，也是带有破坏性质的。在某种程度上，以上行为就是对“某种规则系统的介入，而不是它的执行”[3]273。在《主体理论》中，主体化与介入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主体化的本质同样是由解构构成的介入，通过它，场所中的规则被解除”[3]275。换言之，介入构成了主体化的本质，原来的场域遭到了破坏，与之相应的规则也随着介入而变得无效。可以说，此时的介入或者主体化充满了勇气，带有革命性效果，力图改变“旧的世界”。 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进一步将主体化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它朝向对事件场所的介入。但是同样也朝向情境”[4]430。关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主体化，可以这么理解，虽然事件场所存在于情境中，但却并没有被呈现出来，此时，主体化的主体更接近事件，然而它也不出现在情境中，这也就构成了巴迪欧所说的主体是处于情境外的配置。另一种类型的主体化则是处于情境之中，它与情境中的原则一致，可以在情境中显现。此时如果情境中的“项”可以被这种主体命名，那么就证明它处于知识中，而不是像事件那样在知识之外，因此也就不可能成为作为知识体系中“凿洞”的真理。正如巴迪欧所列举的那样，作为朝向事件或者介入事件场所的主体化，构成了这些事件在情境中相应缺失的命名，毕竟事件是在情境之外的，就像“圣·保罗对于教堂，列宁对于党派，勋伯格对于音乐，同样西蒙或者克莱尔，他们宣告自己的爱”[4]431。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面对既有的情境的主体，所采用的方式就类似于“焦虑”。他们介入并且破坏了旧有的秩序，甚至可以说在其自身的体系内，完全推翻并且摧毁了以往的制度。以勋伯格来说，他一生中实现了对从巴洛克以来的古典音乐的突破。长期以来古典音乐都是调性音乐，也就是说每首曲子都有自己的主音，其他的音与之相配合。勋伯格则突破了这种音乐模式，创造了“无调音乐”，这种音乐里没有明确的主音，12个半音按自己的方式存在，脱离以往音乐模式的束缚，也被称为“十二音列体系”。无调音乐没有古典音乐的和谐感，它显得突兀、激烈而又夸张，但正是这种音乐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人类的绝望、紧张与恐惧。在这个意义上，现存知识体系无法将其纳入已有的系统，就古典主义的音乐系统而言，勋伯格的音乐模式确实在固有的知识体系中凿了一个洞。然而，作为通向情境的主体化的另外一个阶段，则给出了这些人和事物相应的名称，就像巴迪欧所说的，我们通过圣·保罗知道了天主教堂，通过列宁知道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通过康托知道了集合论，通过勋伯格知道了十二音列系统，而通过西蒙或者克莱尔知道了什么是独特的爱。 在主体化的过程中，与“焦虑”处于同一位置的，还有“勇气”，不过它代表着另一种不同性质的态度。作为一种颠覆以往的价值观的超量元素和侵入“内场所”的一种“暴力”，“焦虑”与“勇气”是一致的。至于两者的区别，如果说“勇气积极地实现了象征的混乱、交流的中断，此时，焦虑求助于死亡”[3]177，也就是说，“焦虑”是一种彻底的、纯粹的破坏和介入，“勇气”则显得更为积极，带有一定的建构色彩，只是这种建构所期待的是新事物，而不是复辟。如果说“焦虑”是一种毁灭和阻碍，指向的是死亡，那么，“勇气”则面对的是分裂固有局面，“这种分裂检验法律，而不是诉诸它的复兴”[3]311。总之，“焦虑是纯粹毁灭的冲动，寻求的是交流的可能性和社会秩序的彻底被破坏，(毁灭的冲动)被具有勇气的主体化所替代，伴随着交流中断的危险，一种必需要促使新秩序开始的危险”[5]132。虽然巴迪欧把主体化区分为了“焦虑”和“勇气”两种表现类型，但综上所述，短暂性、破坏性和介入性还是共同构成了主体化的主要心理特征。然而，仅有主体化不足以构成主体，可以说主体化还只是主体的开端，更重要的是，主体必须一如既往地对事件或者事件踪迹忠诚，因此，作为主体的另一方面的主体进程，便显得格外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