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80年来，《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与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与基本理论，取得了巨大成绩。而《讲话》本身也意味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发展，其影响、教育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讲话》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其“文艺为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成为国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成果。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使我们更加坚定地继承《讲话》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新时代将之发扬光大。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导下，中国的新文学与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进一步影响着世界。 《讲话》的产生意味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际密切结合的产物，具有极其深广的政治文化前提与历史条件，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必然趋势，也凝聚了全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讲话》发表之时的1942年的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当时延安的“鲁艺”“文抗”“抗大”“陕北公学”等文化教育单位，汇聚了无数来自国统区的进步的文化与文艺青年，其中不乏著名的文学家如丁玲、周扬、艾青、萧军、萧三，等等。这些文学家怀抱着对革命根据地与抗日事业的向往，怀抱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有的文艺家本人还是共产党员，具有丰富的革命经历。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尽管组织上入了党，但并没有完全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政治上缺乏坚定的党的立场，思想上没有完全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们由国统区的“亭子间”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根据地——延安，产生了诸多的矛盾与冲突，出现了许多问题，在创作“自由”与党的领导、以歌颂为主还是暴露为主、文学家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等问题上出现诸多不同的声音。这些问题1941年就大量出现，而集中反映在1942年的3月，先后出现文艺界的不和谐节奏。当时的报纸刊登了大量揭露延安所谓“官僚主义”与“黑暗面”的文章与漫画，包括著名杂文《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墙报《轻骑队》《矢与的》等，都轰动一时，连毛泽东晚上都打灯笼去看墙报，更加引起前方回来的将士的反感。贺龙说：“我们在晋西北，是这样对军队讲的：‘你们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你们有些人却说延安有黑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班师回朝’了!”①王震看过《矢与的》墙报后则对范文澜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②毛泽东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在与党员作家艾青谈话时说道：“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刊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③当时延安文艺界的问题于1942年2月被正式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毛泽东先后找了二十多名党内外作家与艺术家谈话，广泛征求意见，并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与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因秦邦宪工作忙，正式座谈会以毛泽东与凯丰的名义主持召开并发出正式请柬。可以说，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且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这就为座谈会的成功召开、特别是其讲话的高质量高水平奠定了基础，也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延安文艺座谈会历经了1942年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及毛泽东的《引言》，中间有三次大会讨论，四十多人在会上发言；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做了著名的“结论”，提出了“为什么人”以及“如何为”的根本问题以及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讲话》一直到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时全文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它的发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讲话》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以“文艺为人民”作为核心观念，包含深广的理论内涵。毛泽东在“引言”中结合当时延安的现实提出了著名的五个问题。第一是“党对于文艺的领导问题”，即毛泽东所说的“立场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④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延安文艺界是存在不少问题的。诚如毛泽东所言“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⑤，诸如主张政治家与艺术家绝对平等，绝对的创作自由，文艺应该完全脱离政治，文艺与政治殊途同归，文艺政治好像儒释道平分秋色，等等。毛泽东站在革命事业的高度看待这个重要论题。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有文武两条战线，也就有文武两支队伍，就依靠这两支队伍来战胜敌人、教育人民。他说：“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斗争。”⑥毛泽东从文艺是党领导的两支队伍之一的高度来看待党对于文艺的领导，的确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共产党员作为党的队伍的成员之一，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作家文艺家，这种关系在宣誓入党之时就已经决定了，是不能动摇和犹疑的。结合当时延安的现实，重温《讲话》，教育深刻。 第二是“态度问题”，对于解放区是“歌颂还是暴露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敌我关系的分辨问题，他指出：“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⑦当时的延安有的文艺家在这个问题上是分辨不清的，声言还是“杂文时代”，应该“揭露阴暗面”等，发文揭露延安的诸多不平等，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舞升平”“到处乌鸦一般黑”“要写太阳里的黑点”以及“延安妇女地位低”，等等。这些杂文被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大做文章。毛泽东认为态度问题也是立场问题，因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⑧。这样的分析的确深刻到位，诚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⑨ 第三是“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⑩，也就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延安作为抗日根据地，文艺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不同于原来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学生、职员和店员。当时，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有些文艺工作者没有正视这样一个根本变化，仍然以国统区的服务对象作为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出现“关门提高”的问题，即所谓演洋戏、唱洋歌、写知识分子的私密感情，等等。延安老百姓说鲁艺是“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形象地描述了当时鲁艺严重脱离延安的工作对象——工农兵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