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篇》被认为是“最早的一篇中国学术史;批评先秦各家学派的论著,以这一篇为最古”①。《天下篇》所书写的“学术史”,是一部“道术”裂变为“方术”的历史。何为“道术”?“指洞悉宇宙人生本原的学问”;何为“方术”?“指特定的学问,为道术的一部分”②,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诸子百家。故《天下篇》在依次评述墨翟、禽滑厘、宋
、尹文、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等各家学说之前,有一段总概“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文字。 相对于现代学术体制的分科治学,庄子的那个时代无疑属于“前学科”时代;而相对于“百家往而不反(返)”的战国诸子,《天下篇》所描述的“古之所谓道术”又是前“诸子”(或前“百家”)时代,可谓“前学科”之“前学科”。《天下篇》从理论主体与理论要义两个层面区分“道术”与“方术”。道术的主体是“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四名实为一人:“古之人其备乎”!道术的要义是“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天地万物,宇宙人生,时间空间,形上形下,本数末度,诗书礼乐,无远不届,无处不在。“方术”的主体则是随后详论的各家之“子”,是“寡能备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因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一曲之士”。“方术”的要义则是“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是“不该(兼备)不遍(普遍)”,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天下篇》感叹,“道术”裂变为“方术”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天下篇》叙述“道术”如何裂变为“方术”,是在讲了“《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之后,再讲“天下大乱”的;而且“道术”裂变为“方术”的标志性特征是“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可见,在《天下篇》作者的眼中,儒家的经典(六经)和核心命题(内圣外王)是在“方术”之前的。虽然我们不能据此就断定儒家的元典和命题(即关键词)属于《天下篇》所说的“道术”,但将之归入战国之前的“前学派”是没有问题的。 不惟“内圣外王”,儒家六经中的诸多关键词,其生成、建构及演变,均体现出前学科时代的“道术”特征。我们以《周易》为例。《周易》的成书过程是先有八卦,次有六十四卦,然后有卦爻辞,最后有彖传、象传、文言、系辞等。对《周易》全书而言,八卦是八个元关键词,六十四卦是六十四个核心关键词,而“经”之卦爻辞和“传”之十翼则是对元关键词和核心关键词的系统性诠解和阐释,略为不同的是:“经”之诠解是“键闭”式释名,“传”之诠解则是“开启”式彰义。《周易》为六经之首,亦为古典形态的关键词诠解之元,我们今天的超(跨)学科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其基本路向及方法,已于《周易》关键词的层级系列及诠释系统中先在性构成。 《文心雕龙·宗经》篇有“易惟谈天,入神致用”,这八个字概括出《周易》(也是前学科时代之经典)“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道术特征。“谈天”只为“见天地之纯”,“入神”方可识宇宙之奥,“致用”才能在自然与人类的广阔领域得“古人之大体”。《周易·系辞上》一上来就讲“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讲“《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作《易》者非“仰观(天)俯察(地)”而不能作,解《易》者非拟“天”像“地”而不能解,习《易》者非法“天”则“地”而不能习,正所谓“天如何,地如何,人如何”(亦即“人法自然”)是也。 无论是八经卦还是六十四别卦,其元素是阴阳二爻,其喻指是天地二象,其要旨是宇宙之义,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周易》无卦无天地,无天地则无卦。六十四别卦中,有三十个卦是含有八经卦中的“乾”卦或“坤”卦,或者说是以“天”或“地”为一卦之(词)根的。比如,起首的“乾”、“坤”二卦分别是“乾下乾上”和“坤下坤上”,此所谓“乾坤定位”。又比如,“泰”、“否”二卦,一个是“乾下坤上”,一个是“坤下乾上”,二者相反相成、相生相斥地构成一种互文性,此所谓“否极泰来”。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离下乾上”的火天“同人”与“乾下离上”的天火“大有”,“乾下艮上”的天山“大畜”与“艮下乾上”的山天之“遁”……《周易》的诸多关键词,以“乾”“坤”为词根,言说着“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从而发挥着“入神致用”的文化功能。《周易·系辞上》:“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可见,《周易》的关键词(卦)以及关键词之诠解(辞),既能穷尽宇宙幽深难测之理,又能鼓舞天下奋发振作之动。 “道术”即前学科时代的文化经典,不仅“《易》惟谈天”,五经皆喜“谈天”。《诗经》之《周颂》,有《维天之命》、《天作》、《昊天有成命》等;《尚书》之《尧典》,有“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礼记》之《中庸》,开篇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周礼》序官,以“天官冢宰”居首,“地官司徒”次之;《春秋》编年,以天时为经,以人事为纬……前学科时代文化经典的创制者,通晓自然人文,弥纶天地之道,故他们及其作品才能成为后世各家各派各门各类所“征”之“圣”、所“宗”之“经”。 按照现代的学术分类,刘勰是文学理论家,其《文心雕龙》是文论专著,但刘勰论文,从天地谈起:“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原道,从《周易》说起:“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班固是历史学家,作《汉书·艺文志》,不仅以《周易》为“六艺略”之首,而且引《周易·系辞下》的文字:“宓戏氏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许慎是文字学家,《说文解字》从“一”说起,也是从“天地”说起:“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其“叙曰”亦大段引用《周易·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孔安国是经学家,为《尚书》作序同样征引《周易·系辞下》:“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以军事学家身份首注《孙子兵法》的曹操,为《孙子兵法》作序亦从《周易》说起:“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弧矢之利”出自《周易》,其“睽”卦《象传》有“先张之弧”,其《系辞下》有“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暌》”。以上诸例,或文学或史学或文字学或经学或兵学,均属于后道术时代的一方之术或一家之学,均不约而同地以“谈天说易”的方式返回道术,返回前学科时代。非如此,无法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正所谓五家如一,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