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211(2003)06-0036-03 随着20世纪的尘埃落定，对这个世纪的文学史上所习惯使用的一些概念进行重新思考很有必要。这是因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被我们认为可以拥有不证自明合理性的某些概念，现在随着时代背景的消退，给我们留下了更为清晰的观照空间，对其检讨也可能有助于理清我们当前十分敏感的文学出路问题。20世纪的“纯文学”概念就是这样。所谓“纯文学”，是一个从西方唯美主义那里引进的一个含义非常复杂的概念。大致上说，就是人们意向中那种独立的、封闭的、拒绝外部功利目的介入的纯粹文学文本形态。它被我们如此频繁地使用和强调，时而把它看作是文学捍卫自己严肃性的旗帜，时而又把它看成是造成文学脱离时代大众的罪魁祸首。总之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处境下，“纯文学”的概念也被当作屡试不爽的法宝而不断地祭起。问题是这一概念究竟是在何意义上而言的？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具有这方面的功能？ 顾名思义，纯文学的特征在于它的“纯”，是和“不纯”相对而言的。既然如此，那么就应该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在二者之间划开，而这种可以使事情黑白分明的界限真的能够存在吗？也就是说，“纯文学”的确可以作为一种形态成立吗？单从逻辑上论，它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一个文学价值概念要想成立，就必须有它美学哲学等更高一层次的价值内涵来支撑它。笔者注意到人们在为文学所谓“纯”寻求更高支撑时，最习惯使用的是“审美”这两个字，似乎纯文学是追求审美的，即服从于艺术规律的；其他的文学则由于含有政治功利或商业化的种种动机，因此不是追求审美的，是偏离了艺术规律的不纯正的。这看似也能自圆其说，而且持此论者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拉出康德的审美理论来加以确证。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里，曾建立了非功利的、直觉的、形式的纯粹美概念。但这里至少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康德这里研究的“美”，只是作为对区别于理智和意志以外的人的一种特殊心理功能的探索出现的，并无意给文学的目的定性。这种纯粹美的理念在观照绘画、建筑等以形式感取胜的艺术方面也许有说服力，但对文学则未免有些画地为牢。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而人的存在是复杂的，文学也就不可能追求单纯的形式意义，而是一种混合着理智、情感、意志的复杂意识形态。人本身在生活里的种种功利特征也注定了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介入性。其次，即便退一步说，我们愿意用审美来规范文学的“纯”，美的本质本身也是一件值得追究的事。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许多企图进一步说明它的人们恰巧是借助功利性的机制功能来给它定位的。如有人强调它的升华功能，有人强调它的移情功能等，就是康德也不得不承认他所强调的形式美在更深层次上也是合功利合目的的。连纯美的存在尚大为可疑，纯文学的概念又缘何而建呢？ 其实，所谓的“纯文学”只不过是一个策略上的名词，一种自觉不自觉的障眼法。它所注重的从来都不是自身逻辑系统的周延，而是给文学家提供某种来捍卫自己独立性的策略。当艺术的美被赋予极其特殊的独立地位时，便可以具有对现实生活中的主流话语以及日常经验话语明显对抗的功能，作家艺术家也可以借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来拒绝外部话语的侵犯。单对概念本身的坚持与否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重要的是研究这一概念提供的策略在特定语境下的作用。在世界性范围来看，这种策略又大都是倾向于消极防御性的。西方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流派的大家们都直接以文学参与并表现人生为己任，从来不提什么“纯”，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都以旗帜鲜明的对社会人生的全方位展现而为人们竖起了一座座文学高峰。后来以王尔德等人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思潮是讲究纯美的，而这时他们所强调的艺术的“美”，则代表着一群对已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庸俗生活方式感到绝望的人，在失去正面抨击生活能力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种曲折的反叛，“美”不过成为他们进行另类实践的理所当然的借口而已。西方现代派的许多形式主义的文本实验也是如此。“纯文学”的口号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亦同样。就20世纪中国的特殊环境来看，由于在我们文学史上，被批评家和读者奉为主流、也被一批作家按照这种方式身体力行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东西，这些东西又因为受庸俗的社会学政治学的影响，变成了图解口号和政策类的东西。特别到了世纪之末，这些东西除了把自身弄得声名狼藉，在读者市场上已经一败涂地。为了谋求一种改变这种状况的策略，对“纯文学”的呼吁才应运而生。这种概念策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大致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以个人主题来抵制共名状态的时代主题：一是以文本追求来回避政治权力的侵蚀。 20世纪的新文学是从追求启蒙的共名开始的。五四知识分子大都具有独立人文精神，“然而由于非常现实而紧迫的具体目标（救亡）和理论化的启蒙主义思想（自由、民主、科学），使五四青年不是慷慨悲歌，便是迫不及待，很少能立大志，静下心来做一点精神严谨的思想工作。”所以当启蒙主题被过分强化时，就会出现一些压抑许多其他也是现代生活中应有之义的个人主题的弊端。孙中山《民权主义》声称“欧洲当时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瞿秋白在《俄乡纪程》中也持此说，“如果是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启蒙的时代主题很强势，其目的是要唤醒人性人文的自觉，改造时代，不同于文艺复兴对古代灿烂文明的继承，它同时又是在西方理性主义光照下进行的，所以非理性的东西都是反动。而理性启蒙和感性欲望是有距离的，生活有些叶公好龙。鲁迅晚年创作《起死》，枯骨复活后要求庄子说，你既然复活我，你就要负责我的生活，便抢了庄子的衣服。启蒙者束手无策的心态良有似也。等待他们的是启蒙主义的削弱，从共名进入无名，不再能笼罩所有知识分子。所以在“五四”新文学时期，当“改造国民性”和“为人生”的思潮成为文学共名时，创造社的一些人便以追求文学的“全”与“美”的形式来保卫一种个人主题。另外，由于中国倍受屈辱特殊的社会文化处境，启蒙话语本身并没有凭借其现代精神指向而获得自足独立性，还需要依靠单向度的革命话语或救亡的国家话语等许多外部异质来支撑，因而经常处于被它们架空的偏差状态。这时以坚持文学自身独立性的方式对这种共名的回避，则有维护文学正常状态之义。例如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所制造的阶级性的共名中，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对写优美人性的坚持等。建国以后进入了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空前强大的社会，在花样翻新、应接不暇的政治运动中，很多作家独立的创作个性被压迫到了一个消失殆尽的地步，完全变成了政治运动的留声机。进入改革开放后许多作家理论家呼唤回到文学本体，强调文学的内部规律，看似是文学追求自身完善的运动，但实质上也是摆脱过去僵硬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策略。事实上从伤痕文学思潮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并没有在呼唤文学独立性的名义下，把文学变成一个画地为牢的文本游戏，而是在避开过去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控制后，迅速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参与社会的激情。未来得及有充足准备的启蒙意识加上对现实改革的过分乐观，又使一种激情但却肤浅功利的文学潮流成了共名，从而限制了该时期文学更深入的历史视野和审美视野，也限制了其对现实生活内涵的深层传达。这一时期文学是以反映现实生活来推动社会进步的，贴近生活是深受关注的主流思潮。作家的思路很相似，视角已被规定下来，形成模式化倾向。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功能都附加于文学。因为许多问题社会学、法律和政治尚不能解释，于是文学起着社会教师的作用，一部作品探讨一个问题，而文学本身的问题却被忽略了。现在看来那时轰动一时的作品都较粗糙：先有问题，再组织创作，人物形象倒模糊了。1985年之后兴起的先锋思潮则做为对此的反拨，以追求“纯文学”的文本实验的旗帜，担当起进一步多方面地开拓文学表现力的重任，体现出思想和技术上双重创新的意识。文学由社会化问题转向个性化、先锋和私人写作，向内转成了主流创作，而其所折射出的恰恰还是社会问题。只不过20世纪80年代反映的社会问题是客体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反映的是主体的世界。所以前者重在写他人和社会，后者重在写自我心灵这一更本质化的社会。20世纪90年代启蒙落潮，权力意识形态和市场化情况下的大众意识形态联合制造一种对精英话语的绞杀，这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制造的“纯文学”的概念指向，又挟这种背景演化出特殊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