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1-0061-06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康德没有历史。他的意思是说，康德个人的生平平淡无奇。这样的话用在布迪厄(Pierre Bourdier,1930-2002)身上不知是否适用。布迪厄对他本人的生活经验也是非常吝惜笔墨的。当被问到他何以对自己的私生活保持沉默时，他的回答是，因为不愿意给相对主义者提供攻击他的炸弹，不愿意人们将他的生活经验与学术观点相联系而损害他的话语自主性[1](P265-267)。这种解释听上去显然有些勉强。并非碰巧的是，对各个领域都有很强表达欲的布迪厄，对个人的自传也有—个著名的提法，叫“自传幻觉”(bi-ographical illusion)，即社会行动者在脑中通过有意识反观自我所形成的具有某种连续性和统一性的自我形象。既然是幻觉，也就必然是无法摆脱自恋的某种对自己生平歪曲的反应；而对个人比较科学的形象描述，应该基于社会学家根据行动者的种种社会条件所重建的无意识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从这样的理论可以推知，布迪厄也许认为自己讲述自己正如歌德在《诗与真》那样，可能会经不起社会学家的层层盘问，还不如不提为妙。 一、生为陌生人 布迪厄有一句名言：“观点即立足点之观。”(point of view as a view taken from a point)运用这一理论，足以解读他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 1930年，布迪厄出生于法国一个叫做贝亚恩的偏远的乡镇。这个地方靠近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边境，具有独特的地方方言与地方文化。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邮递员的儿子，通过自己一步步的努力，终于登上了执社会科学之牛耳的法兰西学院的殿堂，布迪厄的个人历史也因此就具有了双重版本：“其一是神话般的，在其中他是一个面临着都市文明的农家子弟；其二，也是他实际上更严肃地思考的，可能是个小资产阶级和成功的故事。”[2](P33)也正是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者的性质。对布迪厄来说，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对他具有宿命般的哲学意义，借用布迪厄本人的话来说：“在法国，原籍在一个偏远的外省，降生在卢瓦河之南，这些赋予你许多挥之不去的特性，与那些处在殖民境况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它赋予我一种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外在性，使我和法国社会的核心制度，乃至知识界的体制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之中。”[1](P275)布迪厄无论在社会空间中还是学术场域中都把自己定位为陌生人（注：布迪厄说：“在学术界，我是—个陌生人，无疑正是基于这种情感，使我针对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质疑……我之所以质疑这个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也满怀狐疑，而且这种感觉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社会排斥感：我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个知识分子，我并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觉得我自己必须为那种对我来说是毫无根据的特权作出交待，尽管该向谁负责，向谁作出交待，我并不知晓。”[1](P332)），也就是定位为与任何主流话语和合法化体制格格不入的敌人，即使他本人成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及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成了他所反对的体制的一个构成要素时，他仍然感到一种强烈的不自在，感到自己与学术界的隔膜，并看上去是背信弃义地把成就了他个人辉煌的这些学术体制或者教育体制推上了用以揭露其掩盖不平等的手术台。而推动其批判热情的来源，不仅仅是由于他将自己出生地所强加的被支配的经验转化为一种高傲的对支配者的拒绝，而且还在于他将这种经验普遍化和客观化，在社会世界的广阔范围之内到处寻求结构上同源的社会行动者，例如被法国殖民者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人，被资产阶级压迫的工人阶级，被男性权力压迫的女人，甚至在统治集团内部属于被支配者的知识分子，等等，并使自己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布迪厄在谈到他自己的情况时，似乎总是在为他的社会学立场做注脚。 布迪厄操着一口方言[3]，完全凭着自己出众的才华和勤奋，先后进入了一系列名校。他就读的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被公认为是法国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摇篮。在短短的时间里，该校向世人贡献了如此多的学术巨匠：涂尔干、阿尔都塞、柏格森、列维—斯特劳斯、梅洛—庞蒂、萨特、阿隆，等等。而福科就是早他三年的学兄，德里达是比他低一届的学弟，著名历史学家拉杜里和叙事理论家热奈特则是他的同学。但是，布迪厄从他同班的大多数同学的眼睛里并没有读到多少尊重和热情。在这所巴黎人的学校里，他落落寡合，对这所著名大学毫无好感，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看门狗”[4]。因此，布迪厄在《学术人》一书序言中提及20世纪7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英雄”（包括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德勒兹、德里达、福科）时，都是具有反体制性情的人，都远离由巴黎人在文化、社会上所支配的学院场域。在具体的研究中，布迪厄对出生于外省的和出生于巴黎的学生还有一个比较：“一切都似乎表明，巴黎出身构建了—个额外的优势。要是具有同样的社会出身，巴黎的女孩儿总是有稍高一点儿的比例得到优等的评语；而另一方面，外省的女孩儿，如果具有这一程度的经历，也就读于专为培养学术精英的预科班，则会经受挑剔得多的选择。”[5](P198)这种对自己外省身份的观念可谓意味深长。而他的同学也证明，布迪厄对巴黎知识界的一种不信任，一种逆反歧视，甚至一种“异乎寻常的报复渴望”[6](P18)，给人印象深刻。正是这些巴黎人支配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使得20世纪50年代早期那种狂热的政治争论成为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所有的人都面临某种似乎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是强调个人选择自由、个体干预的存在主义，或者是起着更重要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据拉杜里回忆，当时有20%的学生是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而布迪厄尽管参加了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但从未成为其信徒；另一方面，他又与德里达等人组织自由委员会，从而以此顶住任何外部压力，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可能性。 二、从人类学到社会学 1954年，布迪厄大学毕业，并取得了哲学教师的资格；此后，到一所中学教了一年哲学。1956年，布迪厄应征入伍，被派赴阿尔及利亚服役。造化弄人，他没有继续从事哲学研究，却发现自己成了一名人类学家：因为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者的独立斗争中，他发现做一个哲学家式的单纯的观察者是可耻的；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应该满足于阅读左派报纸的请愿书，而应该以科学家的身份作一些具体的研究。这样，他一面在阿尔及尔大学文学院任教[1](P84)，一面从事田野考察。与许多坐而论道只有生涯(careers)没有经历(biographies)的知识分子不同，布迪厄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过阿尔及利亚革命者的营地，与本该是他的敌人的起义者谈笑晏晏。一位本该是法国政府镇压殖民地革命者的帮凶的人，却变成了殖民地人民的代言人[2](P43-45)。这一段时期的研究成果以《阿尔及利亚社会学》（Sociologie de l' Algérie,1962年英译书名为The Algerians）为书名在1958年出版。这本书与其说是学术的，倒不如说首先是政治的。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反叛意志找到了具有现实性的伦理的和政治的依据。但是，即使是表现对殖民地人民苦难的同情，他也采取了学术话语而非政治话语的干预模式，这与法国知识界动辄发表联名抗议声明的方式大相径庭。殖民主义人类学家总是使自己的研究成为殖民统治的根据，而布迪厄的研究表明，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和谐的文化整体，由于殖民统治而分崩离析，并被强迫性卷入到由传统价值向现代价值的痛苦转变过程之中[7](P2-3)。此后，阿尔及利亚就一直成为他的学术根据地。他不仅常常返回阿尔及利亚，出版了大量研究阿尔及利亚的系列论著，而且，从阿尔及利亚的田野研究所获得的独特的学术体验，也成为他屡试不爽的学术利器。这里既包含对经验材料的重视，也包含着对被支配阶层的政治关切。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与他的前辈学者相反，他不是把立足于“文明社会”的某种预设的理论用之于想像的“野蛮的”异乡，使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传统”社会沦为某种理论的他者化的注脚，而是把得之于阿尔及利亚社会的观物方式反观性运用到法国这样的发达社会。布迪厄发现，他在殖民地那里观察到的不平等关系，在法国的农村，比如贝亚恩地区，或者在教育制度中，在文化商品的占用方式上，甚至在两性关系中，都存在着结构上的相似。
